朱昌俊
關於孩子，著名傳媒學者尼爾·波茲曼，在他那本同樣著名的《童年的消逝》中，曾表達過這樣的擔憂：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問題轉變為娛樂，孩子過早成人化越來越成為現實。然而，揆諸現實，“成人性秘密和暴力問題”已不再僅是無界限地展現於兒童面前，而是屢屢成為對兒童殘忍的傷害。僅以近幾日的新聞為例：
除了林州民警摔嬰兒一事，昨日同時出現在新聞紙上的孩子之殤就有：海南萬寧遭校長性侵女生升初中仍無著落﹔男子拐走3歲女童，嫌孩子哭鬧將其捂死﹔江蘇泗陽一名年僅15歲的高中女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當地一名官員強奸﹔河南安陽公交搶劫殺人案車中，3名死者均為未成年人。
這樣的事件中，加害者一般都很清晰，責任和事件性質也容易劃定。之於作惡者的輿論聲討與法律懲罰，似乎也並不難實現。但當孩子屢屢受傷害，現實和理性在告訴人們，整個社會都負有救贖之責。如果說孩子被傷害，引發全民聲討，是社會呵護孩子的一種直接體現，那麼確保讓更多的孩子免於傷害，讓孩子在受傷害后，能夠重新回歸正常生活，則考驗的是一個社會對孩子關愛的執行力與行動力。
兒童受傷害后，悲傷的人們很容易呼喚要制度化保護孩子。事實上，制度化保護的意義，不限於能夠為孩子提供權利后盾，更在於它能夠起到引導社會行為和觀念的作用。不難理解，當制度和法律在孩子保護上能夠處處體現出刻意安排，也自然能激發人們對於兒童的惻隱之心……保護孩子就是保存社會良善和美好的一部分。難以想象，在一個孩子活在傷害陰影中的社會，他們成長后，能夠貢獻出多少正面的價值。
譴責與懲罰施加在兒童身上的個體之惡，當是無條件的。但明確兒童受傷背后的社會背景，遠比單純譴責個體之惡要重要得多。兒童保護隻能體現於實實在在的社會改造行動，它是一項社會工程，從制度構建到社會公義的培育與轉變，都不能被繞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