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在加速，农民利益要保护
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越来越迫切，土地流转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去年，国家发布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加速已是大势所趋，但这个过程中农民利益如何保障，仍然存在诸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潼南县田家镇佛镇村党支部书记王海燕：这是城镇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仅在佛镇村，从2006年出现第一个规模流转户开始，土地流转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截至2014年全村2000多亩耕地中，已有1000多亩被流转，村里已有5个种养大户，主要从事养殖业和种植果树、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曹县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王银香：随着农村各项事业改革和发展，土地流转是必然趋势，这个谁也改变不了。土地流转之后，有利于提高机械化水平。
记者：趋势虽然如此，但规模化经营也好，发展现代农业也好，不能只是富了少数人，置多数农民的利益于不顾，尤其一些地方以强制或变相强制的办法流转土地。怎样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王海燕：政府相关部门应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一方面，绝不能剥夺农民土地处置的自主权，搞强迫流转，这种现象要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并对责任人进行处分；另一方面，农民土地流转也要符合产业规划、土地用途管制、环保要求等，这与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并不矛盾，这样既能减少土地流转的风险，又能使业主安心务农、踏实种地。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平邑县九间棚村党总支书记刘嘉坤：重点还是政府有关部门要有所作为，真正关心老百姓，不论是外出打工的，还是留在家里种地的，让他们都能受益。土地流转，要流转到那些能为农民创造财富的人手上，当地政府，特别是乡镇这一级，还要有跟踪和监督，荒废了不行，非农化更不行。
记者：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利益保障存在哪些风险？
王海燕：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村土地流转风险的管控总体仍处于“缺位”状态，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农民自行流转的多，报村镇备案的少，佛镇村流转的1000多亩土地，几乎全由业主与农民“一对一”协商，出现矛盾和纠纷了才去找政府；流转双方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不规范的多，内容规范的少。一些土地流转协议，存在着形式不规范、内容过于简单、条款不完整、对流转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都给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留下了隐患。下一步，针对这些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出台有效措施，加强风险管控。
记者：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工商企业到农村拿地，有的发展得不错，有的却造成“农业烂尾工程”，农民利益受到损害，这是否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点？
刘嘉坤：确实是这样。土地应该流转到懂农业经营的人那里，让土地发挥更大作用。一些人根本不懂农业、不会经营，只是觊觎国家的政策支持，流转土地就是为了钻政策的空子。有些地方土地流转后，成千上万亩都荒废了，令人痛心。我认为企业如果真的要流转土地，必须有好好经营的打算和能力，必须爱护农民、爱护土地，不能存在“捞一把就走”的心理。
王海燕：现在到农村流转土地的，不少是城市工商资本，有的人对农业项目并不熟悉，往往带着一腔热情，甚至是对农村、农业的怀旧心理，就一头“扎”到土地上，资金、技术、管理跟不上，很容易失败，还连累了流转土地的农民。
记者：那么，对工商资本经营农业您有什么建议？
王海燕：应该尽快对工商资本下乡设立门槛，尽快从政策或法律层面因地制宜对工商资本流转农耕地设立期限、规模和涉足领域；对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领域明确限定；明确规定工商资本参与土地流转必须缴纳一定的风险保证金，防止企业中途退出，或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进行掠夺式经营。”（半月谈记者 李松 张志龙）
严防“不开公家车，少干公家事”
按照中央规定，2015年年底前将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改革，“车轮上的腐败”有望被遏制。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心会不会出现“补贴照拿车照开”或“不开公家车，少干公家事”的现象。
记者：对于公车改革，公众是普遍欢迎的，但也存在一些疑虑和担心，对此您怎么看？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副县长张琼：进行公车改革，好处是十分明显的。以往，很多领导干部都是一人一车，造成浪费；也有不少领导干部公车私用，接送家人、探亲、旅游等都使用公车，助长了其特权思维。改革不仅有助于压缩行政成本，而且有利于减少腐败，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现在是有一些不同意见，有的涉及具体执行问题，有其道理，也有的纯粹是因为利益和思想观念的博弈。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一项改革措施，尤其是涉及许多人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只要真正利国利民，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
记者：有人担心，公车改革会影响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您怎么看？
张琼：取消公车，受影响最大的是以往使用公车较多的群体，对大部分公务员来说影响并不明显。但发放公务出行补助则涉及面很广，情况也更复杂，因为公务出行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在具体的改革中，应该注重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保证正常的用车需求，避免影响工作积极性。比如，如果一个月正常的公务出行需求是500元，只补助300元，那有些公务员下乡调研、走访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影响。此外，还要保证所发补助真正用于公务出行，不能被当成个人福利。所以，改革方案设计非常重要，公车改革是好事，但也要注意把好事办好。
记者：无论是公车拍卖，还是后期的车辆管理、租赁等，都涉及利益调整，这个过程中如何防止腐败？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信义兄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东林：公车改革中，应该多借助市场的手，用市场的力量更好地推动改革。在已经进行的改革中，不少地方都采取了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公车，这既有助于消除暗箱操作，避免公车处理价格过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也有助于赢得群众对于公车改革的支持，应当鼓励。
张琼：市场化的方式，有助于减少“关系”对于改革的影响。让市场竞争充分介入，对于准备组建公务出行服务平台、解决公务出行问题的地区意义重大。应公开招标、充分竞争，让能够提供质优价廉服务的公司胜出。
记者：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经常下乡的公务人员在公车使用需求上有其特殊性，比如查污染、提供公共服务等，在农村可能要走更远的路，开更长时间的车。公车改革如何考虑这种现实？
张琼：我国幅员辽阔，在基层，尤其是山区、偏远地区，公务出行确实有自己的特点。公车改革中应当避免“一刀切”，不能僵化地作出规定。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应当多多征求基层部门的意见，并允许“大框架范围内的适当的自主权”，让改革的细化方案能够真正契合地方实际，实事求是，避免正常的公务出行受到影响。同时，还可以考虑加强统一调度，在提高公务出行效率的同时体现节俭理念。比如，几名领导干部同时去参加会议，完全可以多人乘一辆车；公务员下乡调研，有时不同部门的人员也可以同乘一辆车。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动物化石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博物馆馆长陈爱林：车改进行货币化补贴对于有些地方可能不太切合实际。大城市的公共交通较为发达，但边远山区道路难行，缺少公共交通，路途又远，这一点必须考虑。同时有的基层政府部门如农业、林业等，工作地点多在农村，需要高频率地下基层，实施货币化补贴可能会对工作开展造成困难。若要实行货币化补贴，必须考虑到边远山区的公务人员自己开车存在安全隐患，交通成本比大城市更高，补贴额度应从实际出发来确定。
孙东林：正常的公务出行，一定要保障好。改革的过程中，要不断征求群众的意见，也要征求公务员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对合理的诉求加以吸纳，及时完善改革方案。
记者：以前有领导干部找下级部门、企业借车用，公车改革如何堵住这些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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