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汉宁：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

伦理秩序，客观存在。在我国，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对伦理秩序的认识

伦理是人伦之理，是道德哲学。伦理秩序是多数人认同并尊崇的主流价值规范。伦理秩序，古今中外原本有之，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注视它、重视它。

中国在公元前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自身特点的文化根脉。高度重视人伦纲常的作用，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孔夫子推崇周礼，主张礼治礼教。管子提出了“礼义廉耻”之四维。孟子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董仲舒在“仁义礼智”后加了一个“信”，称为五常。宋代有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到了民国，孙中山、蔡元培提出了新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西方国家的伦理秩序，往往同宗教联系在一起。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讲的就是基督教伦理如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问题。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就是典型的企业伦理。

伦理秩序具有稳定性、继承性、关联性、开放性、时代性的特点。

所谓稳定性，是因为伦理秩序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认同，是维系社会或组织的精神纽带，需要长期积累形成，一旦形成，也会相对稳定。

所谓继承性，是因为伦理秩序更多地表现为精神和价值层面，是靠人感知的，具有代际传承和组织沿袭的特点。比如家风家教、校训、百年老店坚守的承诺等。

所谓关联性，是指社会秩序是一个体系，至少包括法治秩序、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在这个体系中，伦理秩序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特点。伦理秩序从道义原则上影响政治秩序和法治秩序。亚里士多德说过，无良法等于无法治。在现代社会，伦理秩序与法治秩序、政治秩序不能简单地相互取代，而是相别相维，相互促进。当伦理秩序中的某些内容进一步程式化后，就会转化为政治秩序或法治秩序，法治和民主政治实践也需要相适应的伦理环境。

所谓开放性，是指外来文化、观念必然对既有伦理秩序产生影响。被动的开放，往往会带来巨大冲击，主动开放，有利于坚守伦理原则基础上的伦理秩序创新。

所谓时代性，是指伦理积淀必须适应时代要求，不断扬弃，不断丰富时代内容。

伦理秩序在社会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它通过人的荣誉感或羞耻感起作用，通过社会褒奖或谴责起作用。忽视伦理秩序的作用，放任伦理失序，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秩序

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是符合当今中国实际的伦理秩序，是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伦理秩序，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衔接的伦理秩序。社会主义伦理秩序，与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共同作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

1.从价值取向看特色。

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它与“共同富裕”“集体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民族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内容相衔接，具有道德高度和道义优势。社会主义伦理是以道义为核心的人伦文明，它是历史形成的，体现了历史趋势，符合中国实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伦理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但不是简单复古甚至食古不化；需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但不是丢失自己和全盘西化；需要注入时代内容，但不是快餐消费和现实功利。

2.从文化根脉看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建设，西方形成相对定型的国家至少要比中国晚1000多年。西方文化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直到中世纪、甚至到近现代，国家才定型，不同于中国作为第一代原生文化不间断地在同一空间传承至今。我们可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

一是家与国相连。

中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时间早，氏族纽带和宗亲文化得以传承，累积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伦理。在中国的士大夫和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里，家和国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小小国”，国是共同的家，现在我们常常会说“在祖国这个大家庭里”。西方国家由于中世纪教会的利益需要、领主制经济、财产分割和长子继承制等，家更多地体现为核心家庭，在家庭中突出个人，强化个人的利益和财产占有。西方在谈论国家时，强调得比较多的是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当国家凝聚力受到挑战时，往往会用体现个人主张的简单公投来决定国家的稳定与分离。

二是礼、仁、和相维。

礼、仁、和是我们探寻中华文化根脉的三个维度，也是中国古代伦理秩序的三个重要观察点。“礼”最初来自习俗，后形成仪式，进而成为行为规范。古代的礼治虽然有政治秩序和法度的内容，但更多地表现为伦理秩序。“仁”是礼治的价值内容或内涵，“仁者爱人”。“和”是方法、纽带。“礼之用，和为贵”。贵和持中，不极意推进分化、不走极端。“和”不是物理性的、机械性的制衡关系，而是生物性的、化学性的内在融合。

三是传习与教化共生成。

汉字之所以是世界上仍然活着的象形文字，中华文化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代原生文化没有中断过，且具有强大活力的文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注重传习和教化。祖先崇拜与重视历史，家国相通相连，有教无类与科举制度等，使中华文化深入民间，本根坚固，枝叶茂荣。传习是全社会的：包括政治承继、食客幕僚、家风家训、乡风民俗、师徒传承、私学讲授等等。教化也是面向全社会的：就内容而言包括《四书》《五经》，包括《孝经》《弟子规》《三字经》等：既推崇贤人政治，又面向社会涵养知耻文化。西方国家的伦理传习与教化，更多地依靠教会完成。

3.从基本国情看特色。

中国是超大型人口大国，是文明古国，原本就是而且现在尤其需要伦理纽带来凝聚；中国又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56个民族和睦相处，守望相助，需要共同的价值追求来引领，在漫长的历史中，即便是少数民族居于统治地位，主流文化认同也没有受到影响；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且发展不平衡，发展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重叠，现在尤其需要社会共识和精神支撑。

4.从社会秩序结构看特色。

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秩序看成为政治、法治和伦理三维结构的话，那么西方具有契约文化传统，比较重视法治在社会秩序结构中的作用；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看重礼治，“人情大于王法”，曲法从情，习惯于选择非正式规则之途径。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功能作用。与此同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生命，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和有效地治理国家。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难免出现浮躁和功利，挑战道德伦理，因此也必须发挥我们的传统优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建设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