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

夏春涛:邓小平对外开放与防止“西化”辩证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2014年07月11日11:19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手机看新闻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带领人民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走出新路很不易,在前进中面临着无数风险挑战,其中一个棘手问题是: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同时又要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原则,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合为一体的。比较而论,对外开放与防止“西化”(即资本主义化)的联系更直接,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围绕对外开放、怎样开放,一直伴有争议,遭遇干扰和阻力。能否处理好这层关系,关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前景。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作了明确表态和深刻阐述。这些相关论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为我们排除干扰、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今天,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关联度远远超过以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依然面临着风险和考验,受到各种噪音杂音的干扰。重温邓小平的相关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一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及重大意义

十年“文化大革命”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差距,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左”的东西显然已行不通,必须转移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而要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就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对外开放。1978年3月11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同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也表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对外开放是对哪些国家开放?从外交格局看,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歌曲《友谊花开万里香》传唱一时,“美丽的鲜花在开放,朋友们来自远方,亚非拉朋友手挽手,友谊的歌声高声唱……”,所讴歌的正是这种亲密关系。中国在不宽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援助这些国家,对方也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尤其是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情上。进入新时期后,这种友好关系得到延续,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双方均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想得到急需的资金、技术支持,在这层关系内难有作为。至于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当时仍未实现正常化。于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交往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

当时我们承认落后,主要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比得出的结论。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法国、瑞士等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经济代表团。临行前,邓小平特意叮嘱谷牧说,很需要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我们与人家的发展差距,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同年10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邓小平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与美国、日本的关系是两个重要环节。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的基础上,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邓小平继出访日本后,又赴美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中国与西方关系出现新局面,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谈到对外开放时指出,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搞技术合作等。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邓小平讲这番话,是为了澄清对外开放只是对西方开放的误解。这恰好说明,与西方国家交往确实是对外开放的重点。

作为对外开放的具体步骤,1979年,蛇口工业区开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实施;次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相继兴建,外商开始纷纷进入中国。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视察深圳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稍后明确表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三资企业的出现,必然涉及对旧的体制机制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本身也是改革,是对过去“左”的政策的纠正。“文革”期间,“四人帮”动辄上纲上线,大批什么“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凤庆轮”事件便是一例。邓小平批驳了这些谬论。他指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加拿大客人时,邓小平还明确表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不过,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感慨说,僵化的思想观念,传统的体制机制,以及国力家底都很薄弱等,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对外开放每迈出一步,都要突破重重阻力,打破许多条条框框,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和风险。这番话讲得很真切。当时,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重提“兴无灭资”口号;有些干部没有进行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与对外开放很不协调。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他还说,“兴无灭资”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

说到底,不少人对新政策新变化缺乏心理准备,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领域靠得这么近,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有人担心,中国这么搞,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一再解释说,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外资所占份额很小,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开放沿海大中城市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1984年5月4日,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但有些老同志对此有顾虑。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解释说:“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 邓小平后来还精辟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

与担心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相反,国内还有另一种声音,鼓噪全盘西化,走西方道路。有些地方出现少数人闹事现象,并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北京出现了“西单墙”。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声称“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中国应当实行“社会变革”。此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不少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用邓小平的话说,“这股风来得很猛”。再就是一些青年人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党风和社会风气出了问题,根源在于思想认识混乱,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这与“西化”思潮的影响有关。

邓小平对此十分警觉。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剖析了错误思潮的危害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指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次年1月16日,邓小平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强调,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在邓小平等人提议下,四项基本原则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1982年12月由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7年,党的十三大科学总结过去9年的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报告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有市场,僵化思想仍然束缚着一些同志的头脑;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

在邓小平倡导下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艰辛探索新路的过程中,来自“左”的、右的干扰一直不断。邓小平坚持两点论,力主改革开放,指导我们党果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辩证思想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战略眼光和非凡胆识。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改革开放,就会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西化”,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走老路中国必穷,走邪路中国必乱,都是死路一条。将改革开放确定为总方针,可以防范“左”的干扰;明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可以抵御右的干扰。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统一、缺一不可:倘若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倘若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有了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这两个基本点,就可以支撑起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确保我们走出一条正确的新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责编:张湘忆、谢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