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故事：清华毕业生朱保举的再出发

股权分配不明成最大“痛点”

朱保举现在的合伙人黄礼君跟他差不多同时辞职“入伙”。“刚刚辞职那会，干劲特别足”，黄礼君说，“感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停下来。”

但他们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合伙人之间的股权分配不明，一个最大的痛点。

形成这个痛点的“病因”却是郑科的慷慨。创业之初，郑科提供了绝大部分资金，加之全职参与，面临的风险最大。

“当时我没有投入太多资金，又是兼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风险”，朱保举说，“在风险面前，我们是不平等的。”

合伙人之间承担风险的差异，在最初的股权分配中得到体现：郑科占股50%，朱保举占30%，刘建占20%。郑科虽然是最大股东，但朱保举和刘建的股权相加与之持平，仍然保存了话语权的均势。

然而，这次股权分配仅以口头约定，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后来，郑科持股份额便增加了。他先是在刘建退出之后收购其股份，完成绝对控股。接着，因为没有出资，朱保举的股份被降到5%—10%之间。后来黄礼君全职加入后，郑科仅许诺其5%左右的股权，而且仍停留在口头上。

股权的变化意味着话语权的变化，朱保举慢慢觉得，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被打破了。

随着项目的推进，仅以郑科的个人投资已难以支撑公司运转，引入外来资本迫在眉睫。但大多数时候郑科都是独自与投资人谈判，朱保举和黄礼君很少参与。

“我们知道他在资金方面的压力，可我觉得他容易被投资人牵着鼻子走”，黄礼君说，“有投资人提出必须拓展新项目才能注资，他就迅速要涉足点餐、结算、采购软件。我告诉他这样太快了，但他不听。”

朱保举对资本一直保有谨慎的态度，“就是不想让外人稀释了我们的话语权，合伙人之间要保持利益的一致”，朱保举说，“可是没想到，最后却是内部生出‘痛点’，协商机制很难继续，我们已经不再像合伙人。”

朱保举和黄礼君选择离开。2014年年初，他们退出就餐等候项目，重新合伙，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