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弹指千钧的历史记录者
这样其乐融融的好光景到“文革”期间就中断了。
1972年春天，周恩来被发现患上了膀胱癌，1974年6月1日住进了305医院，总理的外事活动也从西花厅延伸到了305医院。周恩来病情不断加重，这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一碰到会见外宾的时间超过半个小时，他的卫士、秘书就开始不住地从门缝往里瞧。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还不结束，医护人员也着急地站在门外。这时他们就让杜修贤进去拍结束镜头，开始杜修贤不知道周总理患有重病，不理解医护人员的意图，不敢贸然进去，他怕违反规定。
“没那么多的规矩。总理都病成啥样了，老这么坐着怎么行？进去呀，你进去呀！”大家不管杜修贤的顾忌，硬是把杜修贤推了进去。
硬着头皮走进会见厅，杜修贤举起相机对准宾主谈话的方向。也不知是凑巧还是外宾知趣，会谈还真的结束了。
大家在门外朝杜修贤直伸大拇指，说他为总理赢得了休息时间。
杜修贤这才意识到周总理真的得了很重很重的病。不然医护人员和卫士们也不会宁愿违反规定也不愿让总理多谈一会儿话。
1974年12月5日，杜修贤去拍摄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日本客人池田大作。会见时间不太长。结束后，他提着摄影箱刚走到客厅的门口，身后有人叫“老杜”。杜修贤心里“咯噔”一声，这非常熟悉的声音不用分辨也知道是谁。
杜修贤扭过身，周总理不知什么时候从治疗的里间走出来，一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朝他招招。
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总理跟前，想扶他坐下，总理摆了一下头：“不用了。”
杜修贤细细地端详总理，不由地一阵心酸。总理太瘦了，蜡黄的面颊上布满了老年黑斑，微微地喘息，嘴唇苍白而干燥，惟有那双深沉的眸子依然明亮。
周恩来喘定一口气，将视线缓缓地投在杜修贤的脸上，说：“我的病你知道了吧？”
“嗯。”杜修贤闷着气应了一声，心里涌上深深的悲伤。
杜修贤望着眼前的总理，不知说什么才能绕过这个让人害怕的话题。
周总理用略带沙哑的声调对杜修贤说：“外国朋友都问我，你的病好得了吗？我怎么回答？只能回答‘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总理这这……”杜修贤语无伦次，一下子找不着合适的字眼来表达此时的痛苦感情。但他看到周总理坦荡的目光，只好咽下这不合时宜的悲伤，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总理，听说中医对这个病很有办法，您试试……”
总理无声地笑了，笑得那样平静，平静得让杜修贤心里直打颤。
杜修贤明白了，周总理已经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地准备走向生命的尽头。可他这时连一句话哪怕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等周恩来转身离开，杜修贤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纷纷滴落在脚下的紫色地毯上。
在周总理病重住院期间，中南海里的毛泽东也在重病中，他与周恩来一样，还要带病处理外事活动。有时候杜修贤在医院拍完周总理会见外宾活动，马上又赶往中南海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进行拍摄。
杜修贤是1970年春季开始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工作的。几乎没有给杜修贤半点准备，甚至没有给他喘气的机会，命运便把他带到毛泽东身边，成为同时负责周恩来拍摄又负责毛泽东拍摄的专职摄影记者。1970年到1976年这七年，正是共和国经历“文革”动乱，又面临第一代领导人步入晚年的严峻时刻。杜修贤快门下的毛泽东进入了垂暮之年，所以拍摄的不一定都是伟岸、光辉的形象，有时也会捕捉到令人意外的瞬间。
1970年8月，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痛斥林彪一伙时的愤慨、忧虑、失望的神情，至今仍令人感到心之沉重和忧思之绵长。
1971年5月1日，毛泽东与林彪最后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无意拍来的“正副统帅”合影，成为了他们最后在城楼上的唯一照片。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穿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原本没有拍摄任务的杜修贤因为与陈毅老总私交不错，主动前往，不料意外地拍到了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的场景。
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一次面对镜头握手告别，一天后，周恩来被推上了手术台，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因为画面上两个伟人都面色严峻，神情沉重，无法作为新闻片使用，便被封上了岁月的尘埃。可是今天重新审视，竟然如此意味深长，令人心碎……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瞬间记录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画面。
1976年10月6日，这天是江青最后自由的一天，杜修贤用镜头记录了她最后几个小时的自由生活。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追悼会上使用的那张遗照，竟然是胡耀邦没有来得及审视的生活瞬间。那也是杜老离休后到离开总书记岗位的胡耀邦家无意拍摄而成的。
也许最后的往往也是最珍贵的，因为时光的不可逆决定了这一点。
有句成语：弹指千钧，用来形容杜老拍摄的每一个瞬间是再恰当不过了。如今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便是再读他的“瞬间”，感受他的存在与永远。我相信，共和国历史不会忘记这位耿直且率真的忠实记录者。
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留。再见杜老，一路走好！
后记
杜修贤有三个女儿，在她们小的时候，需要他关怀和爱抚的时候，正是他为中央领导人拍摄最为繁忙的时候，1976年拍摄了毛泽东追悼会后，他被牵连进“四人帮”的案件里，开始了长达4年交代“罪行”的委屈岁月。忧郁的心情和不平的待遇影响了他和家人的感情交流。等到他再次平反（“文革”中他被打倒过一次）又一个4年过去了。这时孩子们都离开家，自食其力。
一生都在镜头中看世界的杜老，生活朴素，对社会上种种消费行为不适应，也看不惯。如果有人请他吃饭，他就提两个要求，一不吃贵的东西；二不许浪费，所点的菜都要吃下去，否则他就退席。他一生跟随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走过40多个国家，可是他的口味却是那样原始，也十分乡土，始终钟爱他陕北米脂老家的那碗“揪面片”。
以前他在人民大会堂拍摄周恩来总理举行国宴，每等拍完周总理所有镜头后，才坐到丰盛宴席桌旁。他不动眼前的美味佳肴，而是让服务员上一碗肉丝面。这一习惯保持终身。这十多年，他基本隐居在京郊一处有菜园子的住所，充分享受了大自然带给他的那份宁静与安逸，晚年生活过得悠然自得。用他自己的话说：杜修贤真正过上了休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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