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老人黄绍湘

　　二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被中共青岛市委分配到山东大学文史系任教授，讲授美国史和世界史，同时还担任几种社会职务。那时的她，短发，有时浅蓝色的竹布大褂，有时灰色的制服，脚上则是一双布鞋。如果不是鼻子上架着的一副金丝边眼镜，很少人能把她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区分开。

　　母亲生活朴素，从不吸烟，虽有酒量，但除了偶尔小酌外，从不豪饮。她平易近人，很快就与师生们打成了一片。

　　在青岛的几年，母亲几乎全部身心都扑在了美国史的研究和写作上。每晚醒来，我们姐妹都能看到从父母卧室门缝里流淌出来的灯光。后来，母亲又怀了孕，妊娠反应特别厉害，经常呕吐，但她仍然伏在书桌，将书立在面前，继续工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对美国史的研究有了强烈的现实需求。母亲的专著《美国简明史》随即应运而出。那年的初秋，弟弟汝谐——一个健硕的胖小子出生了。

　　虽然母亲深知母乳对幼儿发育的重要性，但是为了修改第一本精心撰写的专著，她只能忍心割舍，给刚刚出生的弟弟请了奶妈。弟弟10个月大时，为了修改《美国简明史》初稿， 母亲又一次毅然决定，独自调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出版社任编审。

　　母亲首先要完成出版社的审稿工作，然后才能修改《美国简明史》，她主动提出，编审之外修改书稿时间一律记录在案，扣发工资。

　　当时，母亲没有助手，更没有学生，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连写家信的时间都没有。我想，母亲自从与美国史结缘，就把全部心血凝聚于此，那就是她亲自孕育、生产的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啊。

　　一年后，我和姐姐先一步到北京来上学，父亲因为工作需要，带着弟弟在青岛又过了一年。这期间，家里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了：弟弟不幸感染脑膜炎，病情危急。接到加急电报，母亲急忙定了赶回青岛的火车票。临行前，她在窗下匆忙地缝着一条要穿长裤的扣子，双手颤抖。她说：“怎么办呀，去晚了可能就看不见他了。”但是母亲没有落泪，方寸不乱。她安排好了我和姐姐的生活，奔赴青岛。

　　幸好，医生为弟弟抽了脊髓，动了手术，再加上母亲的精心呵护，他的命最终保住且恢复得很好，没留下后遗症。同期患病的一百多个孩子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之一。

　　1953年，《美国简明史》出版。出版社支付了数千元稿费，母亲全部交了党费。专著一出版，母亲就更忙了，她不但要撰写第二本书《美国早期发展史》，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活动。

　　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因为不是工农家庭出身，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所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历次政治运动，母亲都被视为“右倾”“白专”，不断进行思想检查。她无法埋头专心做学问，反而要用珍贵的时间去进行“脱胎换骨”。她参加过广西的土改，调查过肃反对象的历史问题，做过多种宣传员、文化教员，还被下放到周口店农村劳动。

　　那时的母亲，只有当夜幕降临，才能沉浸在心爱的美国史研究中去。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任务，她都会随身携带一些书籍和资料，有一次甚至还带上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哪怕只有几分钟，哪怕只有一两片纸，只要有空，她就会看上一眼。

　　20世纪50年代初，政治气氛还算平稳，我们家也比较欢快。父亲带弟弟来京的那个新年，我们还开了一个家庭晚会。父亲吹笛子，表演杂技：他能把鸡毛掸子立在额头上，来回走动而保持掸子不掉。母亲大声地唱“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姐姐打起腰鼓，家中一片欢腾。

　　那时，父亲在马列学院（现在的中央党校）进修，只有周末才能赶回家。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星期日去公园。

　　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母亲鼓励我和姐姐动手做些科学实验，看见我们没有行动，她竟然自己身体力行，做出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还剪了一支彩色的纸蝴蝶贴在上面，取名为“蝴蝶牌”。当我和姐姐听到“蝴蝶”里传出的美妙广播，既惊喜又惭愧。

　　1957年“反右”之后，家庭和社会气氛日渐凝重。父母看见一些大学生被划成“右派”，警告我说：“你幸亏晚生了两年，不然也很危险！”他们带我去看了很多大字报，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那时，母亲的第二本专著《美国早期发展史》出版，她成为党内卓有建树的专家，但是也不断受到“白专”“成名成家”思想的质疑和批判。

　　1958年，母亲被下放到周口店劳动。暑假我坐长途汽车去探望她，那里的生活艰苦，吃的是掺了糠的麸子面窝头，住的是草房泥铺，蚊子跳蚤让人难以安睡。

　　母亲白天要参加劳动，赶着小毛驴，在菜园子里除草、浇水。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流下了眼泪。但她却说：“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我来这里短期锻炼，这算什么苦呢。”

　　母亲的小屋很简陋，唯一的一张小炕桌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书本笔记，一盏煤油灯擦得锃亮。母亲每夜都要伏案阅读，我在夜里醒来，催她快睡，她总是头也不抬，对我说：“我习惯了，你再睡吧。”

　　在周口店住的那几天，我永远难忘。

　　1960年，母亲被调到北京大学，开设美国史讲座，她依然超负荷地工作着。过度的劳累招来了病魔的侵袭。1964年，母亲罹患肠息肉症，几次被误诊，她不能进食，奄奄一息。

　　幸而，在父亲的百般努力下，最终在中苏友谊医院确诊，并动了6个多小时的大手术，切除了80厘米的大肠。病后，母亲用超人的毅力加强康复。有一次，姐姐去探望她，看见她正扶着墙，慢慢行走，摇摇晃晃，步步艰难，姐姐非常感动。

　　三

　　“文革”的群众运动，狂风暴雨般席卷全国，我们所住的中宣部大院，首当其冲。大字报铺天盖地，风中舞动，观者如潮。万幸的是，父母都很坚强，家族里、好友中也没有一人自杀。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而是因为他们有真正的信仰，有真正的亲情。

　　当年青岛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曾亲口对我说：“20年以后，历史会还原真相。”舅舅黄宏嘉（中科院资深院士）“文革”前已是国际知名的微波与光纤专家，“文革”中因为“美国特务嫌疑”，又是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在地下室。他在大衣的折缝中密密地缝入了100多粒的安眠药，以求速死。

　　但是，为了不连累家人，舅舅终于咬牙挺了过来。他没有办法做科学研究，就在体力劳动之余，研制成功了如何用废铁罐打造出经济实用的煤油炉子。

　　北大的“造反派”来抄家两次，第一次来势汹汹，想要把手术后仍然体弱的母亲捉到北大去批斗。他们进了中宣部大院找不到我家，问路时恰恰问到了弟弟头上。弟弟机灵地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然后绕道跑回家告急。姐姐护着母亲急速离开大院，去了东单，天黑后又去好友家藏了几天。

　　“造反派”捉不到人，抄走了十几麻袋的书信、照片和书籍，后来又补抄了一次，许多有历史意义的文物损失殆尽。特别是母亲正在写的新书的手稿和札记，被悉数抄走，那真是她用生命为代价积累起来的啊。

　　母亲的心在滴血。但是，她不认输：“皇天不负有心人。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我还可以从头开始。”母亲咬紧牙关，一点一点重新积累资料，写在随手能够找到的大大小小的纸片上，有时还要用当年做地下工作时候的办法，把纸片藏在不会被发现的地方。

　　1969年冬，寒风凛冽，几辆三轮车载着父母被抄家后的全部家当，我们搬到了新的栖身之地——北大东门外燕东园29号楼下待修理的两间住房，总算又有了一个窝。

　　房间很少，刚去时，母亲就将床板搭在过道上。没有暖气，生蜂窝煤炉子的技术又不熟练，有一夜，母亲和我都中了煤气，抬出屋子后，在院子里躺了好几个小时才苏醒过来。父亲在干校，被怀疑为“五·一六”分子，专案审查，吃尽苦头，险些送命，幸而由姐姐奔走营救，死里逃生。

　　母亲又被要求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住在历史系学生宿舍的六楼。她腿脚不好，无力上下楼去食堂吃饭，常常以干粮充饥。有好心的女学生，有时会帮她打来开水。那时，宏嘉舅舅送给她一个自制的小煤油炉，帮了母亲的大忙，她可以用来煮一点挂面吃。

　　有时，为了让母亲回家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我会在夜里骑一辆低矮的女自行车，偷偷地带着她离开宿舍。她坐在后座上，我们从北大未名湖旁的陡坡上急速下行，母亲的手总是紧紧地抱着我的腰。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

　　“文革”十年，最让父母刻骨铭心的，是对他们革命生涯的歪曲和否定，扣上“假党员”“美特嫌”“反动权威”这些莫须有的“帽子”。有一次，专案组反复逼迫父母承认是假党员，遭到他们拒绝。专案组悻悻离去，居然忘记带走他们外调时其他同志证明父母亲是“真党员”的证明材料。

　　尽管如此，我没见过父母亲流过一滴眼泪，发过一句哀叹。他们总是要我们坐下来，商量家里的难题，共同想办法应对。家庭的亲情像一张坚实的大网，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牢牢地兜住。

　　1976年盛夏，父亲在燕东园的东屋对我说：“现在党内有一个铁盖子。总有一天这个铁盖子会被打碎的！”父亲又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打倒江青！”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走出房间，看看有没有邻居在附近，又出了小院门，绕着小楼转了一圈，确信没有任何人听见，才松了一口气。

　　父亲一向稳重，谨言慎行。这一次，他实在是憋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