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依据和基本涵义
邓小平领导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实践中一步一步试出来的。邓小平对于发展速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地深化的。他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归根到底，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要求为基本依据的。
对中国发展机遇的正确判断和把握，是邓小平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论断的根本依据，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则是这一论断的基本涵义。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中国社会主义历经坎坷之后重新寻找发展新道路的一个契机。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据统计，按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然而，比财产损失更大的是丧失了机遇。那十年，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时期，如我们周边原来经济并不发达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等，就是在这个期间抓住机遇，迅速崛起的。
对中国经济大发展机遇的认识，邓小平独具慧眼。这不仅因为十年内乱他七年赋闲，有机会有条件在基层和群众中去探寻和思考中国问题，更在于他还有1975年领导全面整顿为寻找发展机遇所做的一场卓有成效的试验。所以，他在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就大声呼吁把全党的注意力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谋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乱之后求大治，人心思定，人民要求搞建设，谋发展，这是当时中国有可能大发展的国内有利条件。不久，邓小平对机遇的认识便很快拓展到世界视野。80年代初，他从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看到了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端倪，及时提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思想。1983年，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因此，我们要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这是邓小平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客观依据，同时也是这一论断的基本涵义。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每到一处，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直到1994年他90岁高龄时，还在强调：“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你们要很好抓住。”“你们发展经济，能快则快，不要搞快呀慢呀的争论。”这实际上是他最后一次谈发展问题。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牵挂。
有人说，邓小平所以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因为他在经济建设上一直持一种老人特有的着急心态，他从来就是主张高速发展的。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发展速度与发展目标是密不可分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世界现代化强国，曾经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上世纪70年代末，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下，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曾经发生过一段“洋跃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而提出调整经济，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降下来，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正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
所谓“洋跃进”，就是盲目制定追赶世界经济强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用“大跃进”的方法搞经济建设，实际上是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世界。
“文革”之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加大。1978年到1979年，邓小平频繁出访，在对美、日等经济强国和新加坡等迅速崛起的邻国的考察中认清了中国的位置。在日本，他曾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979年初，他首次提出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年底，他在与日本客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建成一个不穷不富的小康之家。
小康目标的确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正确的起点。80年代初，邓小平在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的同时，反复地告诫人们，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尊重客观规律。从1980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一直在论证小康目标的可行性，重点在帮助人们理清发展思路，避免重犯“大跃进”的错误，主张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用前10年的时间先打好基础，在稳的基础上实现翻两番、奔小康的战略目标。这说明，邓小平并不是一贯地、一味地求快的。
80年代中期起，邓小平开始提出我们可以发展得快一些。这除了有对世界形势正确判断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持续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即依靠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取得了出乎预料的巨大成就。1983年邓小平视察江苏、浙江、大连等地，1984年他又专门去了广东、福建几个经济特区和上海。短短几年，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的生动实践，使邓小平看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对新生活的极大热情，看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所产生的神奇力量，看到了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们能够抓住机遇，持续快速地发展，如期实现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能性。因此，经过十二大以后五年的成功实践，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郑重地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他说：“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正是为了阐明这个目标的重大意义，激励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
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提炼，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对此，邓小平进一步论证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这又是一个雄心壮志！一个目标，一个速度。从这两个雄心壮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匠心所在，也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这个论断的基本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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