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对于“大跃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讲话。一次是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一次是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以上两段话，是邓小平在事隔20多年之后对“大跃进”的总结和反思。那么在“大跃进”前后，作为在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呢？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年谱》――作者注），披露了很多邓小平在“大跃进”期间的活动线索。本文试图以此为依据，理清邓小平对“大跃进”的理解和认识的大致脉络。
一、逐步领会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
“大跃进”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从反对“反冒进”开始的。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邓小平对“大跃进”显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认识过程。
早在1957年9月2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发表讲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进入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批评“反冒进”，并上升到领导方法、建设方针的高度。1958年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方法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是方针性错误。2月13日，邓小平在四川省、地、县、社四级干部会上，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的理解。他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搞得快一些，一种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有革命家的态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搞快点。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这是我们的正确态度。[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反冒进”，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在25日的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我对于这场斗争，在一个短期之内是有过模糊认识的，没有意识到党内有什么两条路线的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和一些同志有共同的看法，也曾设想过基本建设和某些事情是不是慢一点好，是不是谨慎一点好。[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21页。]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反冒进”问题明确表态。从邓小平的这一表态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领导方法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从此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8月17日至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全国很快形成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
二、积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具体搞法
为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时指导各地经济建设，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后，比较密集地到各地调研和视察。1958年9月中下旬，他到东北视察；10月上旬到11月初，他又先后到河北、天津、广西、云南、四川等地视察工作，调查了解工业生产、人民公社及人民生活等情况。东北、华北、西南的这三次视察，既是一种调研，同时也是在一线对各地“大跃进”工作进行指导。在调研视察过程中，他沿途发表讲话，对经济建设方针和领导方法发表看法。
从《年谱》披露的这三次视察的内容看，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上，邓小平是明确的，即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比如9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鞍山钢铁厂时指出：社会主义大家都在搞，但是怎样搞，还有个方法问题，是多快好省呢，还是少慢差费。搞什么都要有个攻击目标，应该定出哪一项东西能赶上哪一国，哪一项东西哪国好就超过哪一国。要选择尖端作为攻击目标。别人没有的，我们可以有；别人不好的，我们可以好；别人办不到的，我们要能办到；别人的目标，我们可以超过。要把这一点作为主导思想，作为各级领导人的主导思想。[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在谈到挖掘潜力增加生产时，邓小平指出：鞍钢应大搞技术革命，大企业、现代化企业要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但是，技术革命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首先得敢想，来个思想上的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5页。]10月10日晚，他在听取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想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和挖掘物质的力量。[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0―1461页。]可见，在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看来，搞“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哲学依据，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是具体到手段和方法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如何搞？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都在不断探索，各地也都在不断探索。9月27日下午，邓小平在辽宁省和沈阳军区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谈到人民公社时就曾说：农村的人民公社，辽宁的架子搭得比较早，全国最先成立人民公社的就是辽宁和河南。但是搭起架子，不等于事情就了结了，还要很好地做工作。公社一定要在一个充分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搞得很好。[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6页。]
在这种不断调研和探索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许多闪光的思想观点。比如在发展农村经济上，他多次强调农村发展要靠多种经营，要发展商品生产，这样才能富裕起来。9月22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负责人工作汇报时指出：农村只靠粮食摆脱不了贫困。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搞一批相信这个道理的人去试验。[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54页。]10月25日，他在同云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农业上一定要多种经营，搞多样性。不搞多种经营，还是不会富裕的。每个县都要有规划，都要有自己的重点。要千方百计地使农村交换的东西增多，这样人们收入就会增加，就会富起来。[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4页。]10月29日下午，他在听取四川省温江专署所属几个县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每个县都要给自己出题目，千方百计地提高农业产值。生产的安排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需要有两方面：一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一是同他人交换。因此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生产一些有交换价值的农产品，这样才能不断地增加财富。竹子、果木、麻、药材等产品，交换价值大，既可以增加财富，又可以使农村园林化，大有可为。农村不搞多种经营要富裕起来是困难的。[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65―1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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