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逐步认识和主张纠正高指标错误，力争主动权
1958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除了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外，还讨论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进入1959年，由高指标导致的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日益严重。1959年1月6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基本建设和1959年计划问题。在谈到建设材料严重不足时指出：这是个大问题，各方面都出现了。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在谈到1959年计划问题时他指出：今年任务是量力而行，重点是把生产秩序调整好。[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8―1479页。]
经过第一季度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计划指标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更清醒了。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经济工作作说明时说：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看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某些生产指标搞大了一点，基建项目多了一点，而原材料的生产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保证这样大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现在看得明白，如果不根据客观的可能来制定计划，就难免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一些不适当的安排，造成一些人为的困难。其结果不是搞得更多，很可能是搞得更少。他指出：我们都想多搞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热情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制定一个人们难于实现的计划，那我们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同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2页。]4月29日、30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就计划指标问题又指出：现在还是议论多，方法值得研究，由下而上算。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方法是按实际可能来办。根据下面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生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要从上面来规定。最后，完成多少，宣布多少。主要抓措施。我完全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7页。]
从苦抓计划，到“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主要抓措施”，《年谱》披露的这些内容表明，邓小平在经济计划问题上有了更为切实、更加深入的思考。5月23日上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今年人心紧张，我们也累。工业生产计划大致已定，主要问题是督促检查，计划已放宽，取得了自由，现在解放出来了。精神解放了，免得天天紧张得很，取得主动。[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3页。]看来，邓小平对计划问题认识的改变，主要是为了取得经济工作的主动权，避免陷入抓住高指标不放的“死胡同”。他认为眼睛不能死盯着少数几个指标，而要看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个大局。基于这一点，他在5月2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思想上应从1800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要注意整个国民经济。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要下调。在落实的基础上，积极增产。原来那种做法，只会上不去，最后还得下来。现在的问题是，究竟1800万吨钢完不成事情大，还是国计民生和市场问题大？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钢，就会把全局丢掉，包括丢掉人心。[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5―1516页。]
从过于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到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邓小平对计划指标问题的上述认识，也大体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的渐进认识过程。1959年五六月间，中央连续发出紧急指示，降低钢产量，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朝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由于对“大跃进”的错误的严重性仍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庐山会议之后，形势又发生逆转，“左”倾错误又继续发展。
五、对1958年工作和“大跃进”进行初步反思和评价
（一）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
随着经济工作中一些问题的逐步暴露，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问题。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邓小平在1959年上半年对1958年的工作有一系列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邓小平认为，1958年的工作成绩很大。1959年2月1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说：对去年成绩的估计，大家是一致的，成绩是很大的。[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去年是全面大跃进，各方面发展很快。[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
其次，邓小平认为，1958年工作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其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大。1959年1月26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宣传要鼓干劲，但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去年在宣传方面确实有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现象。[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同时也不能言过其实，迷惑自己。去年下半年宣传工作有点浮夸，有不少是言过其实的。有一些事情本来做得不错，但是擦上了一层厚厚的粉，不光外国人，连我们本国人也不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报纸、刊物、电影中都有。公开宣传要谨慎，宁可做的多说的少，不要说的多做的少。[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他在6月4日、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7页。]
再次，邓小平认为，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要虚心谨慎、实事求是，不断总结经验。随着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问题的逐步暴露，邓小平先前对经济建设的乐观估计变得谨慎起来。1958年12月3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出席周恩来召集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时就曾发言指出：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要形成比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总之，要实事求是！[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3页。]到了1959年，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体会更加深切，强调得也更多了。比如1959年2月1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谈到1958年的工作时说：缺点有两种，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另一种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引起注意。不要忽略这方面，要好好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一下。[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6月4日、5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指出：在建设方面，还是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虚心一些好。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我们领导上有责任，这也是经验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虚心，实实在在研究问题。[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7页。]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邓小平2月20日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强调指出：毛主席在八大会议上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教导。[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
（二）对“大跃进”的初步反思和认识
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对“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看法。
1959年5月5日上午，他在会见匈牙利青年代表团，谈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时指出：总路线的提出，首先是根据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总路线本身没有错。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这不会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也不会错。问题在于怎样解决经常出现的矛盾。对于贯彻总路线的具体方法，邓小平认为：我们还在实验，使它完备，还要经过若干年。我们的做法是，一年总结几次，好的就发展，错的就纠正。[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9页。]6月1日下午，他在会见蒙古驻中国大使鲁布桑时指出：我们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些具体办法还正在试验。总结过几次，每次都发现不少问题，修修补补，再过几年才能证明它的生命力如何。[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6页。]
从积极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到逐步反思、认识“大跃进”中的一些“左”的做法和错误，到强调“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再到“我们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些具体办法还正在试验”，《年谱》反映的相关内容清晰地表明，邓小平在“大跃进”问题上的看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在不断深化，也在不断地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还未充分暴露以前，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一样，当时还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三面红旗”本身没有错，成绩还是很大的，只是在具体执行上、在一些具体办法和措施上还存在一些毛病，还没有找到一条成熟的路子和途径。但不管怎样，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从1958年底特别是1959年第二季度之后，邓小平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愈益趋于冷静和实际了。
（原载《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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