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骤、成效和政策
改革被邓小平称为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其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而复杂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任何一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都不是简单的单向度的线性过程。国际上却往往根据一些具体做法或表象，对中国政策作出各种猜测和判断。对此，邓小平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处理方法，正确的予以肯定、认可；不符合客观情况的，则鲜明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一些人根据我国在某一段时间内改革节奏的紧与松，便发出中国是坚持还是放弃改革的议论。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不可逆转”，邓小平表示“这种见解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实际”。有人则妄言中国政策“会变”、“要变”甚至已经“变了”，“后退了”，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这种看法“没有根据”，“不妥当”，“是误解”，“乱猜疑”。早在改革初期的1981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批评过这种主观臆断式舆论：“世界上有好多议论都是一种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猜测。”再如，对认为中共领导层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议论，邓小平在1987、1988年连续两次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都明确指出：“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中国没有保守派，特别是在我们领导层中，要改革是一致的”。针对很多人将他看作“改革派”，邓小平坦言：“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在指出对方判断和认识存在的误区、偏颇甚至错误的同时，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既体现了邓小平坦率、果敢、耿直的行事风范，也是他应对国际舆论所秉持的一贯态度和基本原则。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时，经过近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国际上出现不少肯定和称赞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声音。比如，苏联学者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联名撰文说：“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在几年内就使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彻底改变了面貌，并且展示出完全可以实现的前景。”面对这类关于中国发展与未来的正面评论，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冷静、谦逊谨慎的态度，而且总是未雨绸缪，饱含深刻的忧患意识。1988年他在会见外宾时说：十年改革“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现在我们正在上第二个台阶……上第二个台阶遇到的问题比上第一个台阶所遇到的问题还复杂……上第三个台阶需要花50年，那时遇到的问题将更多。国际上对我们的发展情况估计得比我们更乐观一些，但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
针对一些恶意的攻击性议论，邓小平则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态度和立场。比如，有人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人道，邓小平在1985年11月11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美国有些人对中国人口政策的议论很愚蠢，这些人随便对别国指手画脚，引起别国的反感，对美国也不利。他们的中心目的是破坏中美关系，不顾大局，不以美国的利益为重。”1988年5月会见美国客人时，再次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不懂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说什么人道不人道。什么是人道主义？如果中国到了那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至少对中国人民不人道。”1990年6月会见孟加拉总统侯赛因时进一步指出：“有人骂我们没有人权，说计划生育不人道，有罪。我看讲这个话的人有阴谋，用心不良。计划生育只要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就是正确的，不要去听信别人的闲言碎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非议者的叵测居心，表明了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严正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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