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十年人事改革：解决问题同时产生新问题

■声音

要创造条件给雇员转型提供出路

从2004年到2014年，从雇员制到聘任制公务员，深圳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一直未有停歇。我们该如何看待雇员制产生的意义？聘任制公务员的出现有怎样的意义？深圳未来将要开展的人事制度改革，如何在保障雇员的权益的前提下，兼顾政府行政效率的提升？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马敬仁教授及吴海燕副教授。

雇员制是破局无奈之举

南方日报：2004年8月1日，深圳实施政府雇员制，这项制度十年来饱受争议，该如何客观评价它？

吴海燕：早期的雇员制中雇员结构分为两头，一头是工勤人员，一头是高级技术人员。当时随着社会对政府服务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政府急需相关专业人才，但公务员的招录与管理方式很难吸引和使用这些人才；另外，政府也有一些辅助性或临时性的工作需要聘用人员，雇员制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降低用人成本，增强用人的灵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雇员制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马敬仁：政府雇员制刚实施时，就被认为是政府在公务员制度仍然僵化背景下的无奈之举。对比发达国家，我国的公务员工资确实偏低，一些高素质人才不愿进入政府部门，而政府又急需他们管理政府事务，于是雇员制应运而生。要解决雇员制的问题，首先要改革改革公务员录用体制，这涉及公务员薪酬、考核多方面的改革。

雇员制很难引发“鲶鱼效应”

南方日报：该如何评价雇员制与现行公务员体制的关系？

吴海燕：我个人认为，雇员制不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仅是一种人员补充的方式。从数量上看，雇员与公务员相比占的比例非常小，只是人员的少量补充。另外，从目前雇员在政府部门的使用情况来看，虽然也有技术类雇员，但跟早期的“高端人才”是不同的概念。与公务员相比，雇员的成长性、激励机制和发展通道，显然是不够的。

马敬仁：现行雇员制与公务员制，要么是两股道跑车，要么前者是后者的补充。即使是高级雇员也并不解决问题，由于其身份特殊，难以融入政府之中，也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公务员只要没有严重违纪现象，被辞退、开除的可能性很小。可以说，雇员制对现行公务员体制的震动微乎其微，很难引发“鲶鱼效应”。

聘任制公务员符合改革方向

南方日报：2010年，深圳开始推行聘任制公务员，该如何看待这项改革？

吴海燕：“雇员”和“聘任制公务员”，一个“雇”，一个“聘”，都有市场化的意味，但雇员对于用人制度来说只是一种少量补充，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却是一项针对公务员制度的创新性改革。现在深圳公务员总数近4万，聘任制公务员已经达到了3200多人，占到了总数的将近10%。可以预见，若深圳坚持这项改革，随着时间推移，老一代的委任制公务员会陆续退休，未来聘任制公务员会成为深圳公务员队伍的主体，当配套的制度相应地运转起来时，契约式、市场化的管理模式会成为公务员制度的主流，这将带来整个政府用人机制的改变。

马敬仁：2006年1月1日国家正式实施《公务员法》没有把“雇员制”写进去，而是提出实行“聘任制”，这给实施政府雇员制的地方带来了尴尬。如果要把政府雇员合法化，就必须与《公务员法》接轨，转为聘任制公务员。我认为，实行公务员聘任制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解决公务员队伍臃肿的问题，引入竞争，优胜劣汰；有利于打破其单一的用人方式；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让公务员产生危机意识，增强工作活力。

要创造渠道给雇员一条出路

南方日报：今年2月，市人社局提出要对政府雇员制进行调研，并有计划出台相关的改革举措，您觉得如何才能更好解决雇员的问题？

吴海燕：雇员群体反映的问题，有一部分原因是编制管理的严格和固化带来的。政府的编制与用人的需求不是特别地匹配，人不够用的时候，只能采取别的方式去用人。而在我看来，一个部门里有好几种身份和用工方式，其实是不合理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工作人员？政府的职能是否也存在过宽和清理得不够的地方？是不是分权和放权做得还不够？

马敬仁：长远来讲，政府雇员制必然会朝着“聘任制”的方向走。我觉得可以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思路来推进，先由各个单位申报用人需求，然后按照市里的编制来配给，逐步推动雇员向聘任制公务员的转化。当然，这个过程中，不是所有的雇员都以“转”的方式成为合同制公务员，渠道可以很多，但一定要通畅、公平。深圳的雇员为政府服务多年，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其中很多人在工作中也证明素质不错，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