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只报销了50块钱
朱彦夫的四肢，是在朝鲜战场负伤后，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气温下受冻坏死才截去的。所以，他抗寒能力极差。往往是别人家还在过深秋的时候，他已经点上柴火烤火了。
1971年入冬前，公社为朱彦夫送来了1吨煤，没收钱就走了。他就派女儿去送煤钱，可是一连3次都被退了回来。
转眼到了春节。公社的干部们按惯例走访当地的老革命、老功臣。刚推开朱彦夫家的门，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在朱彦夫简陋的小屋里，脸盆、水缸、水罐里都结着一层厚厚的冰。一家人围着一堆将要熄灭的草木灰，最小的孩子冻得钻在娘的怀里直吸溜鼻子。而送来的煤，一点不少地堆在墙角，用草苫子盖着。
朱向华告诉记者，“父亲说，‘在公社没收钱之前，这煤就是公家的。谁要是烧了，就是占了公家的便宜，就算不是坏人，起码也不是好人。’没收钱，怎么也不让用。”
朱彦夫行动不便，他的家便成了办公室。村里有什么事需要商量，上级来人安排工作，就都到朱彦夫的家里去。任支书20多年，他一直坚持着自己掏钱招待上级来人。
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买不到化肥，朱彦夫外出作报告时给村里联系了几车。出于对朱彦夫的尊敬，人家单位派车亲自把化肥送到村里。由于来人多，同时也为了表示感谢，朱彦夫让陈希永买来酒菜，让其他村干部陪着很像样地宴请了一次。由于花费较大，村民们也不答应，这才让村里给报销了50元招待费。
朱彦夫的旧伤不断发炎，加上长期劳累，又患上了心脏病、肝病、胃病、脑血管病，经常需要住院。张家泉村离县城40多公里，离最近的医院也有10多公里。虽然可以向县里要车，可是每次看病，他都让几个女婿和儿子用自行车接送。
“有一次我带着他去马坪医院看病。下坡的时候来了一辆大车，那个路也窄，我也没注意，都骑出去很远了，回头一看，俺父亲不知道去哪儿了，赶紧往回跑。就在拐弯那个沟里，他一个劲儿地吸凉气。这里一块出血，那里一块出血。”朱向峰说，“那年我只有15岁，一下就哭了。我就说，‘你都这样了，为啥不要车？’他说了句什么，‘啥事都要车，还干不干正事了？’”
四穗未煮熟的青玉米
朱彦夫的家教很严，要求子女要艰苦朴素，不能比吃穿，必须爱劳动。
“那时候我们还小，地里的活有些干不动，他就让我们跟着大人去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但是出花生不让我们去，怕我们小忍不住偷吃。”朱向华说，“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做个好人，把身边的人管好。’”
“我6岁那年，秋收的时候奶奶带我去拔猪草，队里的蔡大婶掰了4个玉米棒给我。回到家，奶奶把玉米放到锅里刚要煮，父亲回来了，一下就火了，非得让我送回去。我捂着锅盖说：‘这是人家给的，又不是我偷的！’怎么着也不行。到最后，还是让我给队上送了回去。”朱彦夫的四女儿朱向欣对记者说。
子女结婚是家里的大事，朱彦夫六个儿女结婚，从没摆过宴席。1996年，朱彦夫千辛万苦写的《极限人生》出版了。他郑重地送给儿女一人一本，并且在书的扉页上用残臂认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还特地跟我们几个闺女说，‘当年对你们关心不够，结婚也没有像样的东西。这本书算是给你们补上的嫁妆！’”朱向欣说。
在儿子朱向峰看来，父亲的人生是乐观的，也是有滋有味的。“小时候，也没觉着父亲是残疾人。他会刮胡子，会划火柴，会端馒头锅，会浇花看报，会夹着我的头把我提溜起来。他还是个壮劳力，从一人来深的茅坑里向外抛粪，用残臂夹住我，让我提着粪筐，向上‘呼’地一抡，就把一筐粪扔上去了。”
朱彦夫倔犟，爱生活，也爱干净，即使在家里，衬衣的扣子都要扣得板板整整的。3月18日，记者来到朱彦夫现在住的那个普通的小院的时候，他种的枣树和柿子树已经开始冒芽了。墙根里的一棵蒲公英开了两朵明黄色的小花。
朱向欣告诉记者，父亲喜欢种花种草，“院子里的每棵小草他都记得，不能给他拔了。”（记者 张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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