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招生文件实现了重要突破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思想还有较大市场，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蒋南翔在会前提出允许天津市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高考的建议尽管得到邓小平和教育部肯定，但在招生会议中，天津市代表提出，蒋南翔的意见不代表天津市委，否定了蒋南翔的意见。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焦虑的人们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又说话表态了。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针对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炮制的“两个估计”对教育界、知识界的严重桎梏，谈话中邓小平明确表态：“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他明确要求：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9 月1 9 日谈话掷地有声，字字千钧。教育部负责人随即向出席招生会议的代表作了传达。许多代表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
9 月2 5 日， 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
“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旋即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10月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的决策自此尘埃落定。
新的招生文件根据邓小平指示精神，在几个政策问题上实现了重要突破。
第一，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时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这本来是恢复高考的特定含义，但是，10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是个政策问题。
9月5日，刘西尧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因为招生涉及到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第二天，邓小平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7年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30％，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有了这个政策，10年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第二，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1977年的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这个规定对老三届高中学生，特别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下了一道“逐客令”。因为此时他们大多已30岁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对于“老三届”学生这一批特殊群体，邓小平十分关心爱护。早在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又两次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8月4日他指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8月6日他又强调：“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1977年的招生文件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在恢复高考的政策中，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这条政策，为那些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莘莘学子解除了后顾之忧。
第三，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受“文革”影响，1977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复高考的招生文件中，对录取的政治条件规定得很细，罗列了许多由“阶级斗争为纲”派生出来的“左”的条条框框。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满。9月19日，他严肃批评教育部负责人：“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最后招生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政审条件的修改，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在当时被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城乡。它犹如春雷滚滚，极大地震撼了每个有志青年的心灵。
1977年高考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命题，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高考全国统一命题，录取新生40.2万人。这两年录取的新生中，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为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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