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上旬至5月上旬，邓小平对北京郊区，主要是顺义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是促进了当时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调查，邓小平对如何发展中国农村生产力作了探索，为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提出做了一定的认识上的积累。
顺义调查的起因与背景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建设的实际，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加快所有制的升级过渡；大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所谓“共产主义”；搞主观主义的高指标，大刮“浮夸风”。这些错误的做法给农村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农民温饱不能维持，生产积极性提不高，农业生产持续下滑，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作物产量在1959年全面减少后，1960年再次全面大幅度下降。其中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2.6％，粮食产量比上一年下降1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6页。】，仅14350万吨，为新中国建立后产量最低的一年。更严重的是，由于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农民体质下降，而以人代畜使劳力负担加重，出现了非正常的人口死亡。据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一千万人，人口死亡率达25.4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4.5‰，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惟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第580页。】北京顺义县地处平原，水利设施和机械化条件都比较好，但农业生产也呈下滑之势，1957年亩产粮食284斤，1959年为249斤，1960年则降至247斤。【《邓小平1961年4月在顺义县调研材料》，存北京市顺义区档案馆。】全县粮食总产量不到1.6亿斤，比上一年减少近1200万斤。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不足300斤。全县37个基本核算单位，缺粮的有16个，其中有3个单位从1959年7月下旬就开始借钱买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曲折的前进》，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在这样严重的形势面前，党的高级领导层受到了深切的触动，中共中央为了坚决彻底纠正“共产风”，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5日，中共中央又对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1960年11月1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93页。】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这几年中出现的“共产风”中央有责任，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把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106-1116页。】1月13日他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在同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会后，毛泽东率先行动，直接领导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开展调查研究。3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毛泽东30年前写的《调查工作》一文。
在这之前的3月13日，毛泽东给在北京主持华北、东北、西北干部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写了一封信，强调各级干部都要重视调查研究，目前要注意了解生产队之间、人与人之间平均主义的问题，特别提出：“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彭真在4月上旬开始了京郊的农村调查。
在毛泽东的号召和率先垂范之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1961年成为中共历史上真正的“调查研究年”。而邓小平北京顺义调查正是这些调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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