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在这次调查中以及随后提出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1、加深了对中国农村基本状况的认识。邓小平通过调查对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规模、生产形式、机械化的程度、生产的产量和劳动力、劳动组织者的水平和人民的生活状况都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他曾在调查中将当时的农业机械拥有量及使用情况与苏联进行过比较，指出我们的落后和不足。调查中他了解到，当时北京顺义县日工分值高的0.60元到0.70元，低的仅有0.30元左右；社员的年收入也很低，最低时一人全年仅有31元。顺义县地处平原，水利设施和农业机械的条件均属较好，情况尚且如此，条件差的地区可想而知。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提高工分值，缓解人民的贫困状态。顺义调查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1966年的10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138页。】由这点出发，决定了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不能搞平调和“共产风”，不能试图一蹴而就的“大跃进”奇迹出现。他的这些看法是后来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论断的一个因素。
2、明确了生产关系不可超越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顺义调查使邓小平切实感到“一大二公”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起到了阻碍作用，并不是公有制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当基本经济核算单位过大，供给制程度过高时，反而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会要求将基本核算单位划小。调查中了解到社员对自留地、十边地的经营热情，远远超过对集体土地的经营，这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这虽然是针对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发展生产提出的意见，但其中已包含了邓小平认识上的升华，可以看出某些后来农村改革思想的端倪。
3、强调党的政策要符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调查过程中，无论是对基本核算单位的确定，还是缩小供给制的范围、对公共食堂的取舍，邓小平都十分注意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对这些问题拿不准时，他多次讲，要由群众去讨论，办法决定于群众；把队干部们的智慧集中起来，总比我们在办公室里想得快、想得全面。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党的政策，在公共食堂去留的问题上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对人民群众实践的重视，对人民利益和意愿的关注，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成为邓小平政治实践和理论创造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这与后来在改革的关键时期邓小平总是着眼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考虑改革开放政策的变与不变，可谓一脉相承。
4、深化了对“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邓小平在顺义调查期间，认真询问了农村“一平二调”、“共产风”、瞎指挥的具体表现，多次讲到是党的政策出了问题，搞得群众没劲头了；瞎指挥费力不讨好。他亲眼目睹了由于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左”倾错误，造成了农业上的重大损失，使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了更切实的感受。20年后，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1992年到南方视察时，他更明确地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他还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我们犯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因此“左”的倾向是主要危险。而纠“左”有时比反右更困难。
5、顺义调查又一次锻炼和显示了邓小平处理危机、打破困难局面的能力。邓小平在顺义县的调查及其向毛泽东的报告，对结束当时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逐步好转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的那样：“‘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1959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137页。】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农村的调查工作，充分表现了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面临复杂局面时抓住主要矛盾，敢于揭露问题，善于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这是他调查成功的主观因素。这次调查充分表现了邓小平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勇气、智慧和实干品格，是他这种品格的又一次丰富和升华。
1961年北京顺义农村调查只是邓小平丰富政治生涯中的一节，但他留给我们的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启示，却值得我们长久地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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