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纠正右倾错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就有31万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许多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些不坚定分子公开宣布脱党，投降敌人。党员人数由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变为对抗，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工人、农民运动走向低潮。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统一战线，使这个战线中只剩下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已进入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
为了彻底清算并纠正大革命以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健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制定新的形势下党的战略、策略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全党同志的强烈要求，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会议由7月下旬参加了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并负责此次会议筹备工作的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团中央委员、中共地方代表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领导，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重要文件，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主要是：
（一）确定了以武装暴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屠杀政策的方针
《告全党党员书》指出，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已变成军阀政府，与蒋介石毫无差异。《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工人阶级时刻准备领导并参加农民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去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毛泽东在会议的发言中，强调党要以主要力量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会议同意了他提出的到群众基础较好的鄂赣粤地区发动秋收起义的意见。
（二）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
会议强调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党必须领导千百万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在《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在政策上做出如下一些规定：农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收大地主及中小地主和族祠庙宇的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实行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这次会议明确地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此，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三）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
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党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革命，必须把着眼点转向发动工农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工人群众并指导他们的斗争。“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同时也要与国民党左派、下层群众、下层组织联合。这标志着共产党把主要做国民党统一战线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上来，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紧急关头，坚持了革命的方向，迅速扭转了革命危机的局面，对恢复和发展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但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反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伏下了一个祸根。
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之后，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内部开始进一步分化。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承了孙中山爱国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坚持三大政策的光荣传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支持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
国共合作破裂后，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续高举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国民党反动右派展开了英勇斗争。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蒋、汪之流决裂。8月1日，宋庆龄和邓演达、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嘱奋斗到底”。号召“全国同志在此期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这一宣言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为完成孙中山临终的嘱托，宋庆龄于8月下旬赴莫斯科考察，行前发表《赴莫斯科的声明》，再次表明要继续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指出叛变革命和违背三大政策的反动势力必然要走向失败。她称颂“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的帮助中国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
宋庆龄到苏联后，考察了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广泛宣传了国民党左派忠于孙中山革命主张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反动派破坏革命的罪行。在莫斯科，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陈友仁等开始探索组建新党的工作。1927年11月1日，他们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论述了三民主义的真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已成为旧势力的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势力统治，必须团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提出革命的动力是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农工群众。革命的结果，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的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个《宣言》的发表，对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者给予很大的鼓舞。在苏期间，她还通过电报与蒋介石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她在—封针对蒋介石劝她回国的电报中，坚定地表示：“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惟一道路。我在这条路上决不回头。”何香凝是廖仲恺的夫人，也是一位重要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她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坚决支持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拥护国共合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愤然断绝了与蒋的联系，拒不出席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拒绝担任他们的证婚人。她指责汪精卫之流的“分共”政策，背叛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先生的联共主张，表示决不违背孙先生的革命主张，“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为表示决不与蒋介石、汪精卫之辈同流合污，她毅然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回到广州专门创办了仲恺农工学校，从事发动群众的训练工作。为筹集学校经费，她亲赴菲律宾及南洋卖画。“九一八”事变后，她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回国从事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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