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三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1928年初，在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及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响应邓演达等发表的《莫斯科宣言》，由谭平山等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会议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邓初民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邓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由于中华革命党的主张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作法，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三党”。该党成立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作为舆论阵地，用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的暴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该党中央先后委派党员到北平、四川、江西、山东等地开展活动，建立地方组织。
1930年5月，邓演达应中华革命党党员的要求，回国投身革命。邓演达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进行当务之急的反蒋运动，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而继续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可以把受过国民党革命思想的熏陶，特别是仍然留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不满意蒋介石统治的人团结起来。在他的建议下，“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示继续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复兴已被中断了的国民革命。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内秘密主持召开了有十多个省区的三十多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该党在《革命行动》创刊号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支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这决定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依附他们的反动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平民群众和工农群众，斗争的目的是实现三民主义，复兴中国革命，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各被压迫民族结成政治联盟。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承认工人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政党，但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政权，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而是主张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进行平民革命，通过建立平民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
中华革命党及由其易名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由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左派，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统治而建立的政党。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分析，以及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本来有可能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邓演达回国后，也曾多次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进行商讨，希望同中共建立联合反蒋战线。但由于中共负责人左倾关门主义，对邓演达等人组织的“第三党”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共中央于1928年5月作出的《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的决定和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决议中，都把“第三党”看作是没有独立性的一部分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是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工具。周恩来同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曾指出：“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中国共产党在工人、农民和国民党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开展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遭受极大的挫折，工会成员从大革命时期的300万骤降至3万左右，大部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和逮捕，工人处于毫无政治权利和经济保障的状况。当时，除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四种类型的工会组织：(1)由工人自发起来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组织的工会。其特点是：具有两面性，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他们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防范资本家的进攻，但不反对国民党，甚至形式上还有某种联系。(2)国民党“御用工会”。政治上受国民党指挥，从维护工人利益上去调节劳资纠纷。(3)借工会之名，行政治压迫之实的假工会。是由国民党指定的所谓“忠实同志”组织起来的，只有上层机关而没有下层组织，其职能是为了控制和压迫工人斗争。(4)由工人贵族把持的工会。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同我党领导的工会作对。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成立的中共国内留守中央，正确估计了国内形势，决定在城市群众和工人群众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留守中央在《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中指出：“中央现在的策略，黄色工会如果是有群众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入到里边去活动，以公开的地位接近其群众，领导他们作日常斗争，从斗争中揭破黄色工会的假面具，获得其群众。至于宣传方面，我们当然要公开地批评黄色工会的欺骗，但是不能简单地站在群众以外笼统地提出打倒或反对黄色工会的口号。”
1928年6月，中央又发出第54号通告，明确提出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要求“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同年7月，党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对“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作了重要指示。要求积极深入到各类有群众的工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根据他们的要求提出纲领，争取右派工会的群众。可以用结拜兄弟姊妹等方法组织左派运动，推动其群众左倾，监督其领袖分子的行动。当他们领导的斗争爆发时，我们的工会就站在工人阶级的利益上，号召工人起来援助，而对于其领袖表现出妥协、畏缩和出卖工人利益的活动，要向群众揭露其欺骗黑幕以取得其群众。中央决定派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加入工会，设法在工会中建立党的组织。
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的口号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对城市工人运动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从大革命失败后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党领导的重要罢工有47次，参加罢工的群众达34万多人。在1928年5月，上海总工会组织领导了上百个工会团体和学生组织，联合组成“反日会”、“济案后援会’’等反日组织，举行了“五卅”三周年、“济南惨案”一周月纪念日等大型示威游行。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上海爆发了大小近40次的工人经济斗争，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此外，在广州、天津、武汉、厦门、无锡、苏州等地都爆发了由我党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在斗争中，反动的黄色工会遭到失败，我们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树立了威信。
（二）土地革命的开展，工农联盟得到巩固和发展
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统一战线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29年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进入江西南部，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随后，以江西根据地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广西、广东等省先后建立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按照“六大”规定的土地革命纲领，各个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经过毛泽东多年的探索，到1931年2月，已制定出一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各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得到蓬勃发展。
农民问题历来是国共两党两条路线根本分歧的实质所在。由于中国共产党重视了农民问题，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作民主革命的关键，采取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满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扫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因此，农民积极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的作战，粉碎敌人的围攻，从而壮大了红军力量，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工农联盟得到巩固，统一战线有了向前发展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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