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一系列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决议和指示。1930年6月，《中央特别通告》发出“组织兵变为兵运的中心策略”，要求在一些兵变成熟的地方，党要适时抓住时机，直接领导士兵起义。提出在组织兵变时要有鲜明的旗帜和口号，要为创建红军和土地革命服务。兵变成功后，要对旧军队改造，使之转化为人民的军队。
在党的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经过共产党员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28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出现哗变、起义事件。1928年5月，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西渭南、华县一带率西北军中由共产党人许权中掌握的一个旅，配合当地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1929年10月，共产党人罗炳辉在江西吉安地区领导了国民党靖卫大队士兵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1929年底和1930年初在广西的百色和龙州，由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和李明瑞等，分别领导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的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
1931年3月，由冯玉祥旧部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至江西“剿共”。这个曾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杂牌军”到江西后，对蒋情绪日益不满。中共利用这一时机，于6月派袁血卒等三名共产党员，同原隐伏在该军的共产党员一道，积极而谨慎地开展工作。不久就发展了包括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在内的20多名官兵为共产党员，后又由赵博生争取了所属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同时，还在士兵及下级军官中积极进行教育和宣传工作，为起义准备骨干力量。1931年12月14目，由赵博生、董振堂率领的二十六路军约1万7千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在宁都宣布起义，投奔工农红军(又称“宁都起义”)。二十六路军的起义，是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为红军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对尚处于革命低潮的革命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建立、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党历来在重视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始终把文化斗争的统一战线置于革命的重要位置上。国民党新军阀掌握政权后，在对工农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的同时，发动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禁止出版进步书刊，破坏进步文化团体，疯狂迫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大力宣传封建专制和法西斯文化，欲使中国变成无声的文化沙漠。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传播了进步思想，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7年冬，由蒋光慈、钱杏屯、孟超等人创办了太阳社，由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创办了创造社。这两个革命文学团体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无论在政治经验、马列主义水平，都处于幼稚阶段，加之受国际、国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表现了较为严重的急躁情绪与宗派主义情绪，特别是对“五四”以来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士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甚至持贬低和否定的态度，视为异己力量进行攻击，鲁迅、茅盾等人也对这两个团体的某些主张提出过尖锐批评。为了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统一领导，团结和组织广大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1929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界组织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初，我党根据进步作家统一自己组织的要求，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于3月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鲁迅、沈端先(即夏衍)、冯乃超、钱杏屯、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
在“文委”的领导下，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为便于统一领导这些组织和团体，“文委”于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参加“文总”的共有八个左翼文化革命团体，其中阵容最大、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是“左联”和“社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及其所属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争取了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锻炼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队伍。而鲁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被毛泽东誉为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中共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普遍滋生了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恨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无比愤慨的情绪，形成了一种近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拼命冲动。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那兹“不间断的革命”错误理论的误导和中央领导者缺乏把全党情绪引向正确方向的能力，对国情和斗争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错误地把一部分人的认识水平当作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不能恰当地提出当时的斗争任务和行动方针，从而发生了盲动主义错误。当时的领导者坚持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革命潮流就不可能低落，只会处在“一直高潮”中。因而不顾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顾敌人的强大和群众的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强行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以为这样可能震动全国。他们对不同意“轻举盲动”、想多保存党的力量的不同意见者，扣上“机会主义毒发作”、“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的“右倾”帽子，并在纪律上进行制裁。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左”倾盲动主义更在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会议决议案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提出了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的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给予政治纪律处分。
盲动主义使反革命锋镝之余保存下来的更加弱小的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冷静地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9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盲动主义和罗米那兹的错误。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并于6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使全党思想混乱的情况大体上得到了统一，并决定把工作中心由组织全国暴动转到从事群众工作上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大会推举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成为党的实际负责人。”六大”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的主要缺点是：第一，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农村、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对中间派的作用和反动派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仍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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