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本人审看了4次,对每篇文章逐字审定”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本书编辑出版的缘起?
黄书元:2012年9月26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很多同志向长春同志建议,把他十多年来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的讲话、谈话、文章、批示搜集整理,十八大后出一本书。书稿内容的整理选编主要由文稿编辑组负责,之后,我们接过来,前后单样书就印了9次,长春本人审看了4次,对每篇文章逐字审定,书稿基本定型以后,还3次向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征求过意见,最后由中办审批通过。期间,我社参与的编辑人员就有20多人,专业校对也有20多人,从我们拿到书稿到出版,前后工作了8个多月。
记者:书中收录文稿91篇,照片69幅,选择标准是什么?
黄书元:本书收录的文稿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都是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内容。有些文章进行了节选和摘录,并减去了不同文章间重复的部分。选择集中于文化领域和重点体现改革发展思想,能体现理论性、创新性和可读性的文稿,所选文章没有老生常谈、陈词滥调,充满着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考。
收录的照片都非常生动,信息量很大,绝大部分都是长春同志在基层调研考察的工作照,侧面反映了他这些年的工作实践,细看之下,背后有许多故事。比如新华社记者拍摄的一张在藏民帐篷里调研的照片——在西藏海拔4700多米的高原上,长春同志在藏民帐篷里拿着电视遥控器选台,检查太阳能电视机能不能收到电视,一旁桌子上的鲜奶还冒着热气,这是他深入基层调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一个侧影。有很多这样接地气的照片,我们能从中读出很多东西。
记者:长春同志对本书有没有具体要求?编辑过程中难点何在?
黄书元:长春同志对这部书的要求就是保持文稿的历史原貌,客观真实,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需求,力争取得理论性、思想性、历史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所以对书稿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几次征求到的意见也主要是对时间、地点、人名等事实细节上有些修改。
编辑难点有两个,一是前期,编辑组从庞大的资料中整理挑选出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稿件；二是给书中内容加注。有人说所有学问里,下注是最大的学问,你要去找到每个词的来龙去脉,并且讲清楚,这属于文稿之外的新创作,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进行核对,这是我们投入精力较多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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