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杨敬年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资料图片）
杨敬年近照（资料图片）
杨敬年入党宣誓（资料图片）
1945年8月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合影（第三排右起第二位为杨敬年）（资料图片）
他，86岁告别大学讲台，90岁撰写综合性论著《人性谈》，93岁翻译《国富论》，100岁还在电话里给学生讲哲学课。他，就是南开大学的杨敬年教授。这位已在南开大学任教65年的经济学家，眼下仍在精确地规划着时间：凌晨3点投入工作，每天累计工作时间满8个小时。
现年106岁的杨敬年，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他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
辗转人生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个多世纪的坎坷经历，无论是政治压力、社会压力，还是经济压力，杨敬年都从未消沉。即使面对丧子之痛、病妻卧床，他依旧热爱生活，满怀信心与希望地工作着、生活着。
1908年，杨敬年出生在湖南汨罗。幼年时，其父杨海宗因与妻子关系不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母亲黎蔚霞生下杨敬年1个月后带他住到外祖父家，在他10岁的时候改嫁他人。当时的中国百业凋敝，乡村生活尤其贫瘠，但曾是清末秀才的外公十分注重教育，杨敬年4岁开始启蒙，一直跟从外祖父读书。杨敬年13岁时，已能熟读四书五经，能写通顺流畅的文言文。外公夸他“文理精通”。
1927年，杨敬年考取设在长沙的黄埔军校第三分校。没想到入学仅3个月，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马日事变”，驻守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革命。杨敬年从黄埔军校离开后，过了几年靠教书糊口的日子。1932年，渴望继续求学的他几经周折，终于考入了当时不需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
中央政治大学的毕业生大都走上从政的道路，但杨敬年毕业后却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工作的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深造。“当时支配我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杨敬年说，“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
1945年，杨敬年如愿考取了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在这里，他对“开眼看世界”有了深刻体会。1948年5月，40岁的杨敬年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受恩师何廉教授的邀请回到了母校南开大学任教。
“文革”爆发，杨敬年作为“右派”被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管制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南开大学每月发给他35元生活费，让他在经济系资料室劳动改造。在此后长达20年的岁月里，他就是靠着这份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计。
屋漏偏逢连夜雨，灾难接踵而来。
1974年，68岁的发妻中风瘫痪在床，口眼㖞斜、呕吐并发失语症，天津总医院的大夫告诉杨敬年：“准备后事吧。”但他不放弃。妻子在观察室里抢救了9天9夜，杨敬年就在那儿寸步不离地守了9天9夜，终于夺回了一条命。
此后，杨敬年终年守护着半身瘫痪的妻子，无微不至地照料她。卧室里，妻子的床边搭着杨敬年的行军床，“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都能在她身边。”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和妻子都在楼上。我就坐在她身边，那时我心情很平静，我想，她已经不能动了，我们就是同归于尽，我也不能离开她。”杨敬年这样回忆。
又过了两年，他的儿子飘蓬因急病去世。丧子之痛，痛彻心扉。
妻子在床上一躺就是24年，直到1998年92岁时去世。发妻弥留之际呼唤着：“我要见飘蓬，我要见飘蓬！”杨敬年俯下身对她说：“我就是飘蓬。”
“我总是回忆着我们刚结婚第二天，她为我补衣的情形，脑子里就不断重复着这样两句诗：‘空床卧听风和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不是宿命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敬年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杨敬年阅尽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资料室里大量的外文著作成为抚慰他心灵的“好朋友”。在这里，他心无旁骛地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银行家》等8部著作，共计230多万字，为后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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