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生命从百岁开始

蹉跎学术梦

“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

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把杨敬年最大的学术成就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填补了学术空白；第二是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且使之成为畅销书籍。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孟宪刚则将杨敬年定位为名副其实的“三大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

王玉茹和孟宪刚都是南开大学经济系77级的学生，都曾受教于杨敬年，并为他的风采学识所折服。

在杨敬年的家中，记者仔细端详着他1948年6月被授予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时的留影。照片中的杨敬年，端坐，头微昂，双手叠放身前，浓密的黑发后梳，露出饱满的额头。朝气蓬勃，英姿勃发。

牛津大学对学术要求十分严格，对于获得博士学位者，要求其对知识有“原始的贡献”，因此当时大约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够获得牛津博士学位。杨敬年考取第八届庚款公费留英，攻读哲学博士，1948年5月以《英国中央政府各部门职权的分配（与美国和英属自治领的比较）》通过论文答辩，并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而此时的他已经步入不惑之年。

求学道路艰辛曲折，但正如杨敬年自己所说，他所经历的那些曲折“未必都是坏事”，正是这些经历使他拥有了“宽广而深厚的学问基础”。

杨敬年是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老师。

国际上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众多，但我国的发展经济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处于空白的状态。“发展经济学在我国引进较晚，学者们对它们大体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只介绍内容，不加评论；二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具有庸俗经济学特点的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不过认为它也还不无可取之处；三是采取研究、分析、吸收和批判的态度。”杨敬年对于发展经济学，能够理解第二种态度，但更欣赏第三种。他认为：“我们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待他们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态度，来对待今天的西方发展经济学。”

本着这一原则，杨敬年开始编写《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这部“开山之作”，历时5年，三易其稿，全书54万字。

然而，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杨敬年被迫告别讲台，不允许学术研究，接受了长达20年的“劳动改造”。对于一个踌躇满志欲干一番大事业的学者，这种痛苦是难以言述的。

做不了教师，就做翻译家。他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翻译的外国经济学著作和总计200多万字的联合国文件，大都以“集体”的名义或使用笔名面世。他的第一本译著《英国议会》用的笔名是“蓬勃”，最后一本译著《银行家》，才第一次署名“杨敬年”。

1979年，平反昭雪的杨敬年已年逾古稀，过了退休的年龄。他说：“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我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再工作20年，补偿逝去的岁月。”

86岁那年，杨敬年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讲台。

有人说，杨敬年最终居然连博导都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他“混得真是不济”。

但是，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头：“和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出版了几十部专著、发表了几百篇论文的教授相比，我虽然自惭形秽，却已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90岁时，杨敬年开始撰写《人性谈》，力图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全面论述人性。他对此感到满意：“到了90岁，才把自己要说的话出版了。”

他晚年的得意之作不止于此——《科学·技术·经济增长》《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发展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十大关系》《经济发展与国家财政——泛论发展中国家财政》《论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此外，他还累计指导了研究生20名。

93岁时，出版社约杨敬年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感到此书对于传播普及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亚当·斯密是个“高耸入云的人物”，又自认“余勇可贾”，就一口答应下来。此后他每天工作8小时，用11个月时间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字字句句都是手书。

《国富论》出版后，十多年间重印了十几次，发行逾10万册，成为罕见的经济学畅销书。

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天津政协原副秘书长卢鹤文记得，退休后有一次参加校友活动，杨敬年问他：“退休后都干了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没干什么。”杨敬年立即关切地劝他“要老有所为”。当时，卢鹤文感觉面部发烧：“一个90多岁的老人教导一个70多岁的晚辈要老有所为，怎不叫人汗颜？”

古稀圆夙愿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杨敬年一生不改对党的信仰和追求。

有人说，一位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在党旗下宣誓，不是在作秀吧？

杨敬年回答说：“我到80岁入党，既非求名，也不求利，我是真心想要加入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出一份力。”

他清晰地记得：他在1984年6月29日申请入党，1987年6月6日获得批准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后如期转正。

杨敬年认为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生最大的幸福”，他说：“我40岁得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80岁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牛津博士是求学的顶峰，共产党员才是做人的顶峰，二者不可相提并论。”

“夙愿”，就是一生的追求。

1927年，年仅19岁的杨敬年告别新妻幼子，报考了黄埔军校，“携笔从戎”，希望为打倒军阀出一份力。在军校期间，他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组织已经开始讨论我的问题了”。

在他年轻的心中，“共产党就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党”——这是他对共产党“朴素的阶级情感”。“马日事变”的爆发犹如骤起狂风，学校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反共，杨敬年被推选为宣传员，但他不顾众人劝阻毅然离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当时醉心共产党，忽然叫我反共，我无法接受”。

读书期间，杨敬年不但刻苦钻研专业知识，也认真研读了《西行漫记》《青年的修养与训练》等进步书籍。毕业时，杨敬年不服从分配，执意报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他称之为“第二次没跟国民党走”，这是人生中一大幸事。

尽管如期进入南开大学深造，杨敬年却没能如愿安心治学报效祖国。“七七事变”爆发，南开大学校园被炸，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共同南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杨敬年不得不辗转于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以学者独特的方式报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何廉作为继张伯苓之后的南开大学第二任校长，送给杨敬年金条作为旅费，邀其共赴美国。但他执意留在南开迎接解放，因为他感到“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即使是处于磨难之中，杨敬年把别人强迫他做的事情变成他主动要做的事情，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说，经过“反右”和“文革”，一部分人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信仰和信心，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在中国如此广阔的土地上，有如此之多的人民，试行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开拓，弯路和错误不可避免，但是共产党人能够纠正自身的错误，这就值得我们信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又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我下决心要让自己从一个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夙愿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我渴望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为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余年。”杨敬年这样表达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杨敬年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我目睹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正在目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我深感幸福，了无遗憾！”

王玉茹在回忆恩师当年入党情形时，不禁热泪盈眶：“苍苍白发映着鲜红的党旗，80岁的老人，此时此刻圣洁得如同一个赤子。”（记者 陈建强 通讯员 马 超 张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