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与1978年历史转折
周锟
[摘要]1978年11月底，邓小平与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两次外事谈话，涉及很多国内政治问题，如明确支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强调安定团结；提出要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等等。谈话要点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后，引起很大反响，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和发表打下了良好基础。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往往会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应该重视研究这些重要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发挥影响的途径和过程。
［关键词］ 邓小平；中央工作会议；外事谈话；历史转折
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历史转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辉煌道路，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邓小平在这次历史转折中发挥的作用，学术界把大部分精力投入研究“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起草和发表过程以及内涵和意义上。而对邓小平在1978年11月底的两次重要外事谈话，以及这两次谈话对历史转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怎样产生影响，尚未见有相关专题研究，存在一定的空白。本文梳理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对1978年历史转折产生的影响，以期为关于历史转折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的时机与内容
（一）两次外事谈话的时机。
这里所说的两次重要的外事谈话，指的是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以及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的谈话。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和经济问题。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11月12日，陈云在分组讨论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得到与会者的强烈响应。由此，会议完全超出原有议题，讨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指出了中央在领导工作中的一些失误。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邓小平不在国内。11月5日，邓小平开始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三个国家，为我国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中提出一系列意见时，邓小平正在新加坡同李光耀总理会谈。他是11月14日晚上才回到北京的。一回到北京，他马上成为会内会外的主角。11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这标志着党内健康力量在争论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邓小平的这两次外事谈话即是在此之后的26日、27日。
（二）两次外事谈话的内容。
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访华团包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及其夫人等共11人。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以回答客人提问的形式谈了关于天安门事件、关于贴大字报、关于安定团结、关于自力更生与接受外援的关系、关于政府贷款等问题。邓小平说：“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不对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437页。）
再来看第二次谈话。27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谈了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关于对彭德怀重新评价、驳所谓“权力之争”、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关于“文化大革命”、关于中美关系、关于美国从南朝鲜撤军、关于苏联的霸权主义等问题。在谈到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38页。）在回答一些大字报批判了一些中央领导人，是否说明不久将要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时，邓小平指出：“不会。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他一段时间的表现。”“群众对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这些批评我看基本上是对的。”“凡是错误的都要纠正。有些人一提到纠正就怕，好像一提纠正就是针对毛主席的。这个看法就错了。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你们的报纸有多少不同的议论！我们过去的报纸办得太单调，所以现在一有争论就有人以为是‘权力之争’了。这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这么一种印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38—439页。）
邓小平在这两次外事谈话中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在政治方面，邓小平单刀直入，传递出三个明确信号：支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政治局势，强调安定团结；强调要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思路很清晰：一方面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另一方面要迅速将力量汇聚到经济建设上来，并要为此争取良好的内部外部环境。此后的中国，正是沿着这个思路一步步向前发展的。
那么，邓小平的思路如何在历史转折中得到落实？这经历了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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