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两次外事谈话与历史转折的关系
（一）两次外事谈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挥作用。
邓小平11月26日会见民社党访华团后，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外国媒体。日本时事社当天以《没有必要就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决定——邓小平副主席谈话要点》为题，将邓小平的谈话总结为19点。电文从北京传到东京，日本共同社于当日晚进行了报道，美联、法新、合众、路透等西方四大通讯社也先后于当日晚作了转播。对外媒的迅速反应及内容，新华社《参考资料》作了报道。
11月27日晚，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有关情况。在这次汇报中，大家提出：邓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谈话可否传达？华国锋表示，谈话可以传达。这成为这次外事谈话在会议上发挥作用的重要一步。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于28日将谈话印发给与会者。（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160页。）
再来看邓小平与诺瓦克的谈话内容，发挥作用的速度更快。27日邓小平与诺瓦克谈话结束已经是中午12点10分，当天，新华社发了一则简要消息。外交部新闻司编写了《外国记者情况简报》，反映了邓小平谈话的主要内容。新华社的消息发表于11月28日《人民日报》，与邓小平会见佐佐木的报道同篇；外交部的《简报》也于28日由会议秘书组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于是，邓小平的两次外事谈话共同在会内发挥作用，他的思路逐渐为党内所接受。
要评价这两次谈话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把握邓小平如何在历史转折中发挥作用，还要看邓小平在这一期间的整体行动。
（二）两次外事谈话与邓小平同期其他行动的关系。
邓小平为推动历史转折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可以分为三大类：外事谈话、国内讲话、“宣言书”的起草和发表。
首先，外事谈话。上述两次谈话是典型代表，此外，邓小平还在多次外事谈话中提出很多重要观点。紧接着上述两次谈话，11月28日上午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29日上午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邓小平都发表了重要谈话。比如在会见竹入义胜时，他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3页。）本文之所以特别提11月26日和27日的两次谈话，原因在于这两次谈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传达；而28日、29日的谈话并没有传达，新华社的报道也极其简略，在中央工作会议亲历者的各种回忆中更是完全没有痕迹。即使后两次谈话对国内政治有作用，也是在前两次谈话基础上的加强，实际作用不可等量齐观。
其次，国内讲话。最为典型的是11月25日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情况时的讲话，以及前文所述27日晚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时的讲话。整体来看，国内讲话与外事谈话中心思想一致，基本观点相同。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紧密联系国内形势，而在国内讲话中则善于以国际视野来看待问题，考虑国内政局和政策的国际影响。他之所以提出人事安排上“只进不出”的原则，原因即在于：“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1页。）可以说，邓小平的国内讲话与外事谈话相辅相成，共同对国内政治发生作用。
最后，“宣言书”的起草和发表。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历史文献的形成、发表和意义，一直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这里不再赘述。值得研究的是，如何看待邓小平这一系列行动间的相互关系。大致来说，“宣言书”的起草是邓小平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事情，是他这一阶段整体思路的集大成，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宣言书”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历史转折中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毫无疑问。但如同解放战争仅仅拥有“三大战役”是不够的，之前还需要一系列的中小战役的胜利打基础一样，邓小平此前一系列的国内讲话和外事谈话，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在“宣言书”发表前，这些谈话和讲话，将一系列鲜明观点、明确信号和清晰思路表达出来，通过各种渠道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进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为“宣言书”的发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主要发挥引导作用。
邓小平在历史转折过程中主要发挥的是引导作用。众所周知，历史转折得以实现，最初是由于邓小平提议中央工作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讨论中的激烈争论构成实现转折的主要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邓小平一个人，而是来自全体与会同志。甚至包括在会议上受到批评的一些同志，他们也没有强行压制会议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检讨，顺应了局势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历史转折的实现。
转折力量的爆发是针对解决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央。这种力量是强大的，如果得不到恰当的引导，可能会造成党的领导和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这是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破”然后需要“立”。邓小平通过包括外事谈话在内的一系列行动，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各方力量团结一致向前看，保持安定团结，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就是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发挥的最主要作用，当然这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有力支持。
三、邓小平重要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
经济产生的影响值得研究以上讨论的是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启发，即在邓小平研究中应充分注意其重要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往往会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
在邓小平众多的外事谈话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影响深远的重要观点。
比如，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再如，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宴请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又如，1980年8月，邓小平两次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比如，1987年4月，他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时，阐述了影响深远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等等。
从这些鲜活的事例中，我们不禁要为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思想感到叹服。那么，为什么邓小平的许多重要观点是在同外宾谈话中提出的呢？简单分析，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从现实层面看，要考虑国内的接受程度。譬如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观点，当时在国内提出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所以邓小平在国内讲话中并没有提及，包括这次外事谈话，在很长一个时期也没有在国内公布。
其次，可以向世界明确传递积极信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很多重要观点，是邓小平在为外宾介绍国内情况、阐述未来方向的时候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明确传递积极信号，保持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一点在上述两次外事谈话中体现得很明显，谈的是国内问题，意图是让外界更了解中国的政策走向。
再次，外事谈话中的坦率深入，妙语迭出，体现出邓小平鲜明的外交风格。邓小平在外事谈话中不回避敏感问题，真诚坦率，既立场坚定又幽默风趣，思想深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风格。曾经采访过邓小平的法拉奇后来曾说过：“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 （《伟人的睿智和风范至今难忘——英文翻译施燕华回忆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
（二）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影响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在关注邓小平外事谈话的同时，我们需要注意，从一次外事谈话到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影响，需要经过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以同佐佐木的谈话为例，邓小平进行谈话之后，首先经过了国外媒体的归纳、报道，总结为19条；随后又经过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的获悉、认同、请示、讨论和传达等诸多程序；最后由会议秘书组以会议文件形式下发，最终发挥出其影响力。如果不去探寻其中的过程，仅看到有关材料记载邓小平曾经说过的只言片语便下结论，往往会造成研究的失误。
总之，邓小平1978年11月底与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和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两次外事谈话，党史研究上一直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实际上在历史转折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而发，在邓小平研究中，应当充分关注一些重要的外事谈话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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