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学人九年辛劳不寻常——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专家们

奉献的精神  端正的学风

2009年底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央领导同志同200多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庆贺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出版。理论界普遍认为，总字数近800万字的两部文集编选精当、译文准确、体例新颖、注解翔实，同以前出版的马列著作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代表了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最高水平。这两部文集不是简单地把相关著作汇集起来，而是凝聚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从事的是极其艰苦复杂的创造性劳动。两部文集目前发行量已近4万套。

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马工程”集中了200多位专家，设立了18个子课题进行分类研讨，对经典作家的一系列重要观点进行追根溯源的梳理，对国内外理论界各种观点进行分析鉴别，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为工程的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打下了基础。“马工程”还确立一大批专门课题，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对策建议。《理论热点面对面》等系列通俗理论读物受到普遍欢迎，年发行量突破500万册。

参与“马工程”，不但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要深入研究相关学科的专业，掌握丰富的学术资料，实事求是，钻研问题，有所创新。对每一本教材都要开几十次的统稿会，反复修改；有的最后仍不满意，干脆推倒重来。每位专家都有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尤其是课题组首席专家，作为学科带头人，更要综合各类观点和意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和团队作用。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唐凯麟曾经每个月都要为“马工程”进北京6次或7次，手头的其他工作全部让路。“我们编写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工程的第一部教材，作为统一的高校教材，不能仅仅表现个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能只从个人的意愿出发，而是要反映国家意志和创新成果，要反映广大教师的要求和学生的需求，字数还不能太长，这就需要我们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各方思想，浓缩出精华。我们提出了几十个提纲，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才达成共识。我认为，编写这样的教材必须具有奉献精神，还要团结协作，学风端正，如果顾及个人名利，恐怕很难完成。”唐凯麟这样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汇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最新成果，是一部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高质量、高格调、高标准的精品教材。”这是各方面专家对这部著述的评价。

北京大学教授赵家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首席专家，既要照顾中风患病的老伴，又要主持编写教材，还要参与两套文集的编译，为其他教材提出意见。他说，大家都是专家，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写得要深入浅出，在度的把握上也必须到位，这就需要首席专家和召集人具备较高的协调能力与学识的驾驭能力。如何求同存异，确实很考验人，“有人说这是苦差，一点都不假，但再苦也要承担，因为这关系到高校思想理论建设，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著作导读》课题组里，首席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制定了三条“军规”：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施编写；以严谨的科研态度对待编写；必须亲自撰写，不得请助手或学生代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已经改到了十几稿，但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新仍不满意，依然觉得有继续提高的余地，在样书上，他用黑、红、蓝三色笔标注出了错漏和修改意见。“从2009年开始，我们已经修改了15稿。”他说。

学风不正，是近些年一直困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大问题。“过去有些教师为评职称，可以编写几部教材，抄袭之风盛行，粗制滥造的产品不少。这次由工程统一编写出版高质量的教材，不仅提高了高校思想理论建设的水平，也改善了教材编写中的学风。每次写作都是艰苦的创造，而且都做到了言必有据，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实在功不可没。”唐凯麟说。

甘于奉献，学风端正，可以说是各课题组专家的精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