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红利就体现在制度创新上。我们的改革创新，必须可推广、可复制
人民日报：怎么评估自贸区的试验是否成功呢？以前我们可以根据招商引资的量、根据GDP或者税收，现在如何评估呢？
韩正：形成一整套符合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要求的投资和监管模式，就是一种成功。不用老的办法，按照新的规章制度都能管好了，这是一种成功。过去靠审批，现在不审批，企业活力强了、社会活力强了、管理更到位了，这是一种成功。我们会有一些评估指标，但不会是GDP、税收等老的数据指标，要从制度层面去看成果。
新华社：自贸试验区建设全球关注。如何实现推动整个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这样的使命？自贸试验区下一步着力的方向是什么？另外，自贸试验区重点是制度创新，但从企业注册情况来看，大家对税收多少抱有希望，如果没有优惠政策的话，那制度的红利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韩正：制度红利就体现在制度创新上！比如，海关稍微进行了一些改革，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物流成本就降低了一成，有的比一成更多，这比税收优惠的利益更大。再比如，有的办一个企业，以前从审批到登记注册需要很长时间，现在自贸试验区内需要的时间很短，这样的效率就是制度的红利。这样的制度红利，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潜力很大。有远见的企业家都会注重制度的问题，当然可能也有一部分比较在乎税收，但税制是国家统一的，今后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税制，我们在自贸试验区不能做。还是这句话，我们的改革创新，必须可推广、可复制。以前由于审批的流程，一些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执行预期不太稳定，我们要努力让企业家们有稳定的预期，真正体现市场配置资源、以企业为市场主体。
涉及国家法律制度的事情，一切听国家的；不涉及国家法律制度的事情，全市面上就要借鉴
解放日报：外界评价上海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替全国在制度创新方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螃蟹虽然好吃，但第一个吃，方法不明确。您觉得上海在探索创新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哪里？与此同时，我们提出在制度创新方面要大胆，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务实谨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把握？
韩正：这个问题，请艾宝俊同志先说说。
艾宝俊：制度设计，不像税收优惠那么简单，但是如果制度设计得好，那带来的效应将是巨大的。比如，自贸试验区一线放开后，物流仓单来了就直接入区，时间大大缩短，成本降10%以上，这是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呢，以前任何企业对外投资，比如要在国外参股或收购一个公司，能不能出去先要到各个部门去审批，同不同意你出去，完全由审批方来答复，至少需要二到三个月，现在自贸试验区内，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重新安排了，企业走出去只需备案，只要是在列表范畴内，就没有管制了。因此，企业对很多事情是可预期的，很稳定的预期。
关于第一个“吃螃蟹”的问题，坦率地说，确实有很多制度探索，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如何下手，需要研究、需要比对、需要已有的经验、需要自己的探索实践，比如负面清单。来自全国的许多专家一起帮助我们研究，对全球许多已有监管体系进行比对。有些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实行审批制，他们都有这样的转型过程，也曾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再进行修改提炼，不断完善我们的方案。
韩正：这就是之前一个问题里讲的，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参照物，即使有国际先进经验可以借鉴，也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不能照搬。在监管模式上，我们的标杆是国际上公认的先进的、效率高的模式，但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情实际。
艾宝俊：我们的制度设计，要符合国情，要为国家战略作出贡献，有许多事情要做，任务很重。今年我们安排了98项改革措施，目前已经开始着手改革的扩充内容，比如竞争中立的问题，即促进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开展公平竞争的改革措施等。虽然难度大，但是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在推进。
韩正：这可以结合刚才解放日报提到的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全市面上如何借鉴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原则：涉及国家法律制度的事情，一切听国家的；不涉及国家法律制度的事情，全市面上就要借鉴，浦东新区就可以马上借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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