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姜春媛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意见》指出，为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增强公开实效，提升政府公信力，要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和机制建设，完善各项保障措施。
由人社部专技司和新华社人事局主办、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承办的“地方政府重大项目民意与舆情分析制度体系建设”（即重大项目舆论风险评估）高级研修班正在北京举行，研修班学员大多是来自地方党政部门从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工作人员或专注研究舆情研判的专家学者，如何建立舆论风险评估体系，如何回应社会关切，自然成为他们关注的话题。
谣言止于真相，失声等于失真
在一个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事件不仅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更考验着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个时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从某种程度上讲，“失声就等于失真”。遗憾的是，当前在一些重大突发、社会热点事件上，有的地方或部门动辄就“沉默是金”，或是反应缓慢；有的躲避公众，认为网民 “找事”，“封、捂、堵、压、瞒”、“防火防盗防记者”；还有些虽然回应了，但不能让人信服。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巡视员王飞多次参与过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他认为，政府不应躲避媒体，媒体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既是一种监督，又是一种促进和推动，两者目的一致。但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处理突发事件中与公众的确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王飞说，近期，浙江余姚洪水事件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虽然他们也做了许多工作，但公众似乎并不满意，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民众最受关注的信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积水？政府现阶段采取了哪些措施？将采取哪些排水措施？未来将通过几天可以完成排水？应该及时告知。”
“核心是要第一时间把真相告诉公众，让谣言止于真相。而有些时候，个别政府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王飞说。
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主任段赛民分析指出，政府部门应认识到重大项目执行过程中民意与舆情分析的重要性，并建立一套针对性强的舆情风险评估系统，并在重大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有了这一套体系后，地方政府部门就可以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民众的诉求特点和相关部门的系列反应，做出科学的判断。
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鲁良认为，如果政府部门漠视问题发生、无视民意诉求，就会错过最佳处理时机，结果不仅会放大了误读风险，还会使政府部门陷入“二次危机”，使事态陷入不可逆战的被动境地。
“稳定压倒一切”并非出事后不发声
人人都有麦克风，与公众期望相比，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却固守“打死不说”，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在“你不说世界永远不知道”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的今天，部分官员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以“屁股决定脑袋”的心态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稳定就是出事后不发声。这种思维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百姓利益维稳，而是“乌纱帽”维稳；不是主动维稳，而是坐等维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晖认为，“屁股决定脑袋”，部分官员可能与出现的问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所以认为不发声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王辉认为，部分领导干部对处理困难问题的畏难情绪。既怕处理不好惹火烧身，又有影响自己的大好仕途之忧；
此外，一些干部奉行“厚黑哲学”。一起引人注目的公案，任你媒体如何评说、群众如何呼喊，“我自岿然不动”，反正你花不起功夫、拖不起时间；
甚至于，有人以“组织”名义施压。如事件因涉及到上级某一大人物或者下级对上级经过疏通摆平后，随即假借组织之名，通过“打招呼”等手段施压，导致案件查不下去，最终也就无法对公众公布信息。
“还有部分官员以社会稳定是大局为借口拖延处理，但是他们的稳定是对‘乌纱帽’的‘稳定’。”王晖强调。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则认为，产生这种心态的根源还在于一些政府部门服务意识还相当淡薄，使得他们缺乏主动公开的意识；加之我国目前从政策层面上，缺乏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刚性制度安排。“什么信息应公开，什么信息不应公开，缺乏标准，全靠主观臆断。”
段赛民还从政府决策层面进行了分析，“在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已养成了一种‘开闭门会’的习惯，许多决策就是主要领导说了算，没有充分考虑公众利益；与此同时，民间舆论场开始从碎片、分散、妥协向全面、集群、激进过渡，民众诉求更加明确、规模效应更加明显。政府一旦忽视民众的知情权和公共决策参与权，网民‘围观’就会从线上走到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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