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之困，是城市化进程中复杂利益关系纠结后的集中体现。地方政府需要维护城市公共秩序，城管需要履行自身职责，小摊贩需要谋取生计，而城市居民要的则是便捷生活、优美环境。而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又难以兼顾到所有社会群体。现有的机制、体制，也给城管执法以诸多束缚。
多方利益相互纠缠，最终通过城管与小摊贩的“接触”爆发出来。矛盾难以调和之下，城管成了各方利益冲突的焦点或“替罪羊”。
难被理解
管与不管都遭抱怨
“面对摊贩，我们到底该不该管？市民搭了违章，我们到底能不能拆？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市民们才能认可？”采访中，很多城管执法队员说，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了最让他们纠结的无解之题，让他们无所适从，似乎怎么做，都无法让老百姓对他们叫一声好。
以多年来反映集中的南开区王顶堤苑东路附近的摊群市场为例。苑东里、苑西里小区的居民多次反映，楼下就是摊贩非法聚集的占路菜市场，每天上下班，路都堵得水泄不通，汽车开不进来，也开不出去。臭鱼烂虾，味道刺鼻。晚上摊贩收摊，菜帮子、烂叶子，扔得到处都是，臭水坑污水横流，一不留神，踩一脚下去，实在恶心。这个市场，我们天天找执法局反映，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但没有效果，反倒规模越来越大。来买菜的，不仅是附近小区的人，因为菜价便宜，甚至其他区域的人都过来买，我们小区成了全天津市的“福利”。一赶上要市容检查，执法局的人就跑过来，嚷嚷“明天要检查”，结果，“检查的时候果然一个摊贩都没有了，但检查一过，又都一窝蜂似的窜了出来。这不糊弄人嘛……”
但另有很多居民有不同看法：为什么要清理摊贩？这些卖菜、卖水果的，多数都是小本买卖，有钱人谁干这个？摊贩清走了，马路是干净了。但是，我们去哪里买菜？超市是可以买，但是，土豆超市卖1.5元一斤，在地摊才0.8元一斤。我们是老百姓，要的是实惠。城市干净，我们喜欢，但是，让我们买菜贵，买菜不方便，我们也不答应。
在河北区与河东区交汇处的真理道，楼上居民张阿姨说，她受够了露天烧烤扰民的罪。烧烤天天爆棚，烟味儿大得呛人，酒喝多后，还大声吵闹，扰得他们凌晨一两点都睡不着觉。“旁边没有厕所，喝过酒后，找个旮旯就大小便，楼下成天臭气熏天。您说，还让我们过日子吗？”张阿姨说，居民常常给执法局打电话反映，执法队员来了，管一管，好一点，执法人员一走，就立马摆摊烧烤，“光动嘴皮子，能管用吗？对待这些摊贩，就应该动手，甚至把他们都抓起来。这么多城管，却解决不了问题，您说，我们能心里痛快吗？”
记者来到该烧烤摊，随机采访。李先生说，他是和朋友们一起来吃烧烤的，点了烤串、干豆腐卷等，“我们平时挺喜欢吃烧烤，价钱也不是太贵，坐在外面凉凉快快，多舒服。在饭馆里面吃，有什么意思？外面敞开了，放松了，哥几个吃烧烤喝冰啤酒，才有感觉。”他说，他挺想不通执法局为啥总来干涉，烧烤也是夜市经济的一部分啊，到了晚上，连个休闲的地方、吃烧烤的地方都没有，怎能称得上大城市？“我以前见过城管执法，那可是真野蛮，不由分说，就把烧烤摊给踹了，也见过小贩被城管打，素质太差，真希望有人来管管这种野蛮执法……”
谁都希望自己家周围有菜价便宜的市场，但谁都不希望这个市场就在自己小区；谁都希望自己家周围有廉价美味的烧烤摊，但谁都不希望这个摊位就在自家楼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面对这种普遍的大众心理，城管究竟是该“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这种“管与不管”的困惑在不少综合执法队员潜意识里长期存在。
难在执行
权力、职责并不对等
更多的矛盾，来自体制、制度设计及法律规定上。“法律法规对城管赋予的权力，与其承担的职责，严重不对等。操作上，存在难度。”和平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叶明说，城管的强制力，体现在“扣物”这个环节。不让动人，还要扣物，在现实操作上，很难实施，这是屡屡发生纠纷的真正原因。
“摊贩与执法者之间，矛盾加深，日积月累，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叶明说，城管和摊贩间的纠纷，多数是在“扣物”环节上造成。按照执法程序，要强制执行前，要先责令改正。劝说，实际是“轰”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多百姓不理解，说“城管不真管”、“力度不够”。多次劝阻不听，城管开始扣物时，过激场面出现，多数围观群众看不到劝说过程，不理解，又会说“为何不轰”。
“都说走了，城管为何还要扣？”而很多摊贩这个时候，表现出弱势的态度，博得同情，更加剧了群众对城管的不满。“通常这个时候，没有人会乖乖让你扣。能让你扣的，老实巴交的，其实都被轰走了。扣的时候，不可避免会有冲突，甚至肢体冲突。”
叶明说，天津城管执法系统是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无行政许可权，而南方部分省市、北方的河北省等地，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将两个权力都合并到执法局，相对来说操作上容易得多。“比如，在不显眼的道路、次干道路部分路段，限时限点，既可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也可满足老百姓的购买需求。天津的现状，不具备这样的体制。操作起来，就有很多困难。建议可参考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利于城市管理。”
红桥区综合执法局政委魏海明说，城管之所以难干，是因为其“维护的利益”与“影响的利益”间的矛盾。执法者维护的通常是公共利益、公共空间，道路、小区。这肯定会对个人有损害，但与执法要“影响的利益”相比相差悬殊。要“影响的利益”，是“个体的具体利益”，你要拆他的房子，要动他的摊位，这是他重大、切身的利益。对维护公众利益，你做了，不一定会有多少人会说好，会记住，但是，你触碰到的利益相对人，却会因“受到巨大损失”而跟你玩命。魏海明说，其实，城管制度设立之初，只是将多家职能部门的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统一行使处罚权，“说白了，成立城管，是为了处罚各类违法行为，罚没款收入统一上缴市财政。而现在，因为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城管管的东西不断扩大，成了解决大量现实问题的部门。”
有学者认为，从城管制度的设置和给予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力上讲，城管很难做到人性执法。把城市市容和形象作为追求的目标是偏颇的。城市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而不是为了让城市好看而不管城市里面人的生活，这与城市存在的价值背道而驰。他认为，在执法与抗法的过程中，当城管让小贩生存不了时，小贩为了生存，易采取极端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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