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实际政治是君主专制，君主由于生活环境的关系，很容易成为昏庸之主，加上手握无限的权力，这个昏庸之主很容易变成只顾自己享受、不管人民死活的暴君。然而，每当君主有变为暴君的趋势之时，朝廷的大臣由于受了“民本思想”的影响，总有人出来诤谏，甚至不惜拼死为民请命，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不至于掉到黑暗的深渊里去。
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是亚洲的大国强国，四周的邻国则是小国弱国，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走上军国主义的路子，内部武装，对外侵略。然而，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中有一个和平精神，所以，中国古人不大颂扬武力。古代诗人很多，但绝少颂扬战争的作品，有人也以诗来描写战争，但都是写战场上的惨象，流露出对战争的痛恨。一个君主当他得胜归来，也许会受到臣子们的赞美，但那只是一种讨好与谄媚，后人对前代君主战争的褒贬才是真正的评价。我们发现君主内政的修明常得到后人的歌颂，而对外战争的胜利却很少受到后人的歌颂，这和西方人经常歌颂凯旋回来的战士完全不同。中国自战国时代以来，民族意识不断地扩大，“诸夏”的范围本来很小，只限于黄河下游一带，其后不断扩大，扩大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长城以北，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战国以后是注重文化而不注重血统的，许多非汉族血统的人只要接受中国文化，中国便承认他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例如汉武帝时代，汉朝和匈奴是敌对的，然而汉武帝临死托孤的辅政大臣之一的金日磾便是接受汉化的匈奴王子，汉人不但没有歧视他，连汉武帝也不怀疑他有二心，主要是当时汉朝君臣都不重视血统，而认为文化才是民族的分界，金日磾血统虽属匈奴，文化则为汉族，因此汉人把他看成是同族。唐代安史之乱，安禄山虽是胡人，但唐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歧视和怀疑胡人，仍然重用非汉族的将领，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将李光弼便是契丹人，其他立功的将领非汉族者尚多，不过，这些为唐室效忠的将领多汉化已深，虽然血统是胡人，就文化来说则是汉人，所以唐政府也就很放心地任用他们了。唐代宰相共三百六十九人，其中为外族者三十二人，几乎占十分之一之多，不过这三十二位血统为外族的宰相在文化上早已汉化，所以唐朝君臣都没有把他们视为外族了。唐陈黯说：“华夷者，辨在心。”心即是文化，这正是中国人对民族的看法，凡外族已接受中国文化者，即视同中国人，不再追究他的血统。
由民族观念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具有崇高的和平理想的，这个理想层面经常影响到实际层面。中国人在实际政治上所称赞的“盛世”并不以军功为标准，而是以内政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标准。汉武帝伐匈奴，通西域，武功鼎盛，但中国古人却很少赞扬汉武帝的武功，反而经常称赞西汉的文景之治，因为汉文帝、景帝时是一个和平时代，这和理想层面比较接近。
中国古代政治虽有两个层面，不过这两个层面是一静一动的。理想的层面是不动的，那是高悬在上的固定标准；而实际层面则是可动的，因此它和理想层面的距离便有时接近，有时又远离。当实际层面和理想层面愈接近时，这时候的政治情况愈好；反之，当实际层面和理想层面距离愈远，这时候的政治情况便愈坏。
谈中国历史或者中国古代政治的学者，有的把中国古代政治看成是一个极好极美的政治，认为中国人早就有大同世界的理想，有民本仁政的思想，有和平自由的精神，这些都是极为高尚完美的；可是另外有的人却把中国古代政治看成是一个极坏极丑的政治，他们举出许多暴君昏君的所作所为来证明中国古代政治的坏和丑。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有偏差的。把中国古代政治看成极美极好，是只注意到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把中国古代政治看成极坏极丑，是只注意到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层面的最低峰，也就是和理想层面距离最远的实际层面。其实，中国古代政治是有理想和实际两个层面，要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真面貌不能只顾到理想层面，也不能只顾到实际层面。只顾到理想层面，那种观察就像看一张画像，经过画家的修饰，把缺点都尽可能掩饰去，表现出来是一幅完美的画，但这幅画和真实的实物未必完全相同；只顾到实际层面，那种观察就像看到一个早上刚起床尚未梳洗还是蓬头垢面的女子一样，以这时的印象对这个女子作评价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把理想层面和现实层面兼而顾及，才能看出中国古代政治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