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照照历史的镜子》;作者 王寿南;新华出版社
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和实际层面有距离,不能合而为一,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太喜欢标榜理想,却常常忽略了达到理想的手段和方法。我们常批评西方人“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可是中国古人却常犯“只问目的,忽略手段”的毛病。中国古人很有说大道理的本领,却很少告诉人怎么样去做才能实现这些大道理,这种只喜欢讲理想、讲目的,却忽略了达到理想和目的的手段与方法,使得理想只成为高高在上的荣誉标志。当然常谈理想也未尝不可以激励人心,但是人们除了自己摸索以外,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理想。个人的摸索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要摸索出一条路来,那就像发明家研究一项新发明一样的困难,尤其在人文社会里,个人的摸索未必就会正确。例如王莽的改革是以《周礼》作典范的,《周礼》是儒家政治的理想图,王莽是照着这个理想去做的,可是王莽失败了,主要原因便是政治方法和手段的错误。王莽仰着脖子看高挂着的理想,脚下却高一脚低一脚地乱走,最后一定踩空而摔了跤。王莽只顾到漂亮的高理想而忘记了该如何去修筑一条到理想的路,以至于弄到了一场大失败。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是喜欢月亮的,中国古人喜欢写文章、写诗来歌颂月亮,喜欢讲嫦娥奔月的故事,但是却不知道也极少人去研究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到月亮上去,于是月亮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地方。在政治上,我们讲过最高的理想境界是大同世界,然而大同世界只不过是个理想境界,对要想达到这个境界该用什么方法却没有答案。于是,大同世界便像古人对月亮一样,只是一个歌颂、欣赏的对象,却无法获得。从秦汉以后,一般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多喜欢高唱“治国、平天下”,然而,如何才能国治、如何才能天下平,却少有人去研究。《大学》里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只不过是个人修养的顺序而已。在春秋时代的小国里,贵族的“家”和他的“国”常是合而为一的,国君的“家务”常就是“国务”,所以一个封建小国的国君因为地小人寡,也许还可以由身修、家齐而影响到国治。但是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地广人众,政治已经不限于君主的一个家族而渐渐成为一个复杂的技术,政府也成为一个复杂的组织,决不像封建小国的“世官制度”下的那么单纯,于是一个身已修、家已齐的人是否真能够治国、平天下,就大成为问题。一个身已修、家已齐的人要想治国、平天下,还得加上许多其他的条件,不过究竟要加上什么条件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几乎没有人提出过具体而有系统的答案。在《礼记?礼运篇》里所记的大同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形态,然而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民主政治形态的大同世界呢?中国古代的先贤先哲们也没有提出答案。
其实,中国古代政治的形态——君主专制政体,其本身便是理想层面实现的障碍。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国古代的君主是政治的主体,是政治的主权者,他掌握了政治上的实权,因此,政治的良莠与君主本身的作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古代君主在主观的世袭制度和客观的生活环境双重影响下,很难塑造出完美的人格,更难磨炼出超群的才能,大多数的君主只是沉迷在政治权力的享受中,很少具有崇高的理想。政治实际的主权者本身既然都没有理想,当然不能使实际政治到达理想的境界,所以,实际层面不能和理想层面重合,君主专制政体便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虽然,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和实际层面有距离,但是由于有一个理想层面高悬着,纵然理想层面不容易达到,无论如何,人们总还是以理想层面为目标,想法使实际政治尽量接近理想层面。理想层面就像海里的一个灯塔,政治实际层面就像海上的一条船,这条船由于本身的原因始终到不了灯塔,可是这条船却经常以灯塔为目标来观察本身的位置,不至于随风漂流,迷失方向,所以理想层面对于实际层面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古代实际政治是君主专制的政治,很容易走上君主独裁残暴政治的路子,不过,由于有理想层面作为目标,君主和臣子们经常会观察自己所立的实际层面离开理想层面有多远,君主和臣子们都希望能使当时的实际政治更接近理想层面一点,于是,实际政治便不至于走上独裁暴政的路子,有人说中国古代政治是开明君主专制,那便是由于有理想层面做目标的缘故。这从中国古代的“仁政”思想与“和平”思想中也能得到反映。
前面说过,“仁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渊源极早,《尚书》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从此,“民惟邦本”一词便启发了民本思想,孟子更是提倡民本思想的大将,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成为民本思想的名言,民本思想的精义乃是“以人民为政治的主体”,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于是一切政治措施当然应该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换句话说,就是要推行“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