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出台严控公务接待的政策已近半年。近日,温州市纪委通报称,政策执行效果较好,公务接待费用支出下降四成左右。（11月24日《民主与法制网》）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公务接待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仅每年“两会”上有关“三公消费”提案就是屡见不鲜，更有全国人大代表在代表议案中，建议设立“挥霍浪费罪”。按理，温州作为沿海经济较发达且较开放的城市，在公务招待上相对而言应该“不差钱”，接待标准适当高一点，别人也不会说三道四的。然而，温州市委、市政府没有随大流，而是顺应群众呼声，并从实际出发，在今年5月印发了《关于改革和加强公务接待管理的通知》,要求相关部门“严格执行工作餐制度,严格执行公务卡消费制度;禁止午餐饮酒,禁止同城接待,禁止超规格接待”等。6月中旬，温州市还出台公务接待管理细则，划定了公务接待的各条“红线”，如不得食用鲍鱼、鱼翅，不得提供茅台、五粮液和高档香烟，市域范围内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等。此举一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网民称该细则为“史上最细”公务接待新规。
尽管通过专项督查显示，前段时间温州市执行“三严四禁”情况总体良好,“公务接待批次和费用均有大幅度下降”，特别是 7月接待费支出总额,较前6个月平均数下降了40.8%。但笔者却认为，且慢为其叫好。
一方面是因为温州市仍有一些单位执行“不给力”,甚至存在执行不及时;未落实公务卡报销;工作餐超标;公务接待未公示;超额度接待;转移费用等六大问题。另一方面是怕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少数领导干部所倡导“接待也是生产力”的思想干扰，担心过一段时间后，超标准公务接待又会“死灰复燃”，重蹈覆辙，甚至不断攀升。
其实，笔者有上述担忧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近几年来，为禁止奢华接待，遏制“吃喝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如早在1998年就出台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2006年印发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今年国务院又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更是直击“三公经费”。尽管这些规章制度对公务接待范围和标准、预算管理及问责等作出明确规定，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取得一些成效。但目前各地奢华接待现象仍屡见不鲜。这不，从媒体报道的山西平遥古城因公务接待不堪重负，到广东汕尾烟草局每月动辄上百万元的接待费，再到湖北秭归天价接待费等事件中便可见一斑。另外，前不久，两家知名网站，对1027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也证实：99.1%的受访者直言我国当前公务接待问题严重，其中93.8%的人认为“非常严重”。
面对少数领导干部所倡导的“接待也是生产力”错误思想，这让我想起毛泽东1.5元招待陈嘉庚的故事：1941年6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从新加坡回到中国慰劳抗日将士。国民党拨巨资隆重接待陈嘉庚，希望他“感恩图报”，不料却被陈怒斥道：“此等虚浮乏实，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耳。”后来陈嘉庚到了延安，毛泽东留陈嘉庚吃饭，他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这还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有远客送给的)，整顿饭算下来也就1.5元。尽管时代不同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与毛泽东朴实的行事作风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如今有少数领导干部,不为广大百姓谋幸福,却热衷于公款大吃大喝。这不，社会上流传的“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顺口溜，无疑是对吃喝干部极大嘲讽。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吃喝看似小事，其实是大事。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在违法违纪面前“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才能像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那样赢得广大群众的衷心爱戴。只有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才能真正称得上是群众的“贴心人”，才无愧于“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