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复旦人和他们的“草根社会组织”

灵感，创意，模式是王道？

复旦大学2000级信息学院的徐渊，是周洋在读书会圈子里的老伙伴。而其创办的“国学新知”，这个提倡“新国学、新知识、新生活”，以阅读古典文本为主的传统文化公益读书组织，经过短短3年，已然成长为沪上人文经典读书组织中的领头羊。

“‘国学新知’把握住新媒体的发展手段，给公益文化传播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传输效应。”谈及读书会的发展模式，徐渊说，“大学毕业后想找些同好读《左转》，却发现独学无友。‘国学新知’最初就是想招募社会上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读读书。当时豆瓣刚兴起，尝试了一下，发现还真有人和我们一样有兴趣，规模就一下子扩大了。”

如今，“国学新知”的微博已有30多万粉丝，豆瓣小站在前几年已经突破两万人，位居上海各小站首位，刚上线的喜马拉雅电台，已有两万多名听众，仅次于文汇讲堂，微信平台也越过1万人的粉丝数。这一新媒体共享课程的理念，也与诸多“很火”的项目不谋而合，如MOOCs。

而对于公益组织良性的自我成长模式，“国学新知”则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上海青年人文经典读书工程是由团上海市委发起，国学新知团队承办的沪上规模最大的市级公益青年读书项目。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采购，采取了“政府搭台+企业赞助+公益组织运营”的新型运作模式，达到政府、企业、公益组织、高校青年共赢的效果。“也获得了不少公益方面的荣誉” 。

“用社会的资源办社会的事儿”，是徐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次数最多的一句话。

同样拥有独特公益模式的青年社会组织还有陆丰和他的雷励中国。“雷励在国内目前还没有发现同类的公益机构。”陆丰对记者说，“雷励定位是学校教育和社会之间的桥梁。”

参与雷励项目的队员，须经“四大挑战”。首先，线上报名后选择参与就近的甄选营，通过一系列任务展现其团队合作、沟通交流、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投入程度、适应能力等综合能力；其次，各显所长，使用各种创意方式独立筹款；接着，进入远征项目地，在偏远地区开展为期5至10周的实地远征，完成环境保护、社区建设和野外探索项目；最后的“第四项挑战”，就是继续给其他人带去积极的影响。

“非要给这个模式下定义的话，就是服务式学习（service learning），在服务中学习和成长。”陆丰说。谈及在复旦的求学经历，他表示，因为之前从事公务员工作，正是希望从事雷励的事业，才报考了复旦大学社政学院社工方向的MPA。

深耕细作 青年影响社会

复旦大学1992级法律系学生刘永龙与陆丰有着相似的职业经历，“原来在公司工作，后来辞了，全职做公益。”他的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定位为海洋环保公益机构，“据我了解，上海仅此一家” 。

据了解，仁渡的核心项目是一个名为“爱我生命之源”从事海滩清洁的公益活动，其最大特色，是海滩清洁之后的科研版海洋垃圾监测。2007年以来，已连续7年发布《海滩与海岸海洋垃圾监测数据报告》。

在其官网公开的《2010年度净滩统计报告》中，当年净滩活动，搜集的垃圾按照六大类47个小类分别详细记录下了件数和占比。而据刘永龙介绍，每年的监测数据经常为中国环保部、海洋局，联合国环境署，美国海洋保护协会（OC）等诸多官方机构的报告中引用。2011年开始，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代表中国海洋环保NGO，参加联合国环境署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UNEP NOWPAP）年会。

“未来的方向，是要‘北上南下’。”刘永龙说，“推动沿海地区海洋环保公益机构建立协作机制，建立全国海洋垃圾监测网。长期目标是公众倡导和政策倡导，推动政府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修改和立法，引导社会改变生活、生产方式，恢复与自然的友善和谐关系。”

“其实现在社会上一些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最初的创意在复旦研支团队员支教的过程中就萌发过。”复旦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队长申宸对记者说，“比如2007年，我们第九届支教团的两位在宁夏王民中学支教的队员，看到当地的孩子们吃不上早饭，就联合在上海的校友们共同发起了‘一个鸡蛋’计划，让当地的孩子们早餐能吃上一个鸡蛋，获得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而后，巧合的是，当地政府实施“鸡蛋营养早餐工程”，保证每位孩子不再“饿着肚子上学”。同样的巧合还发生在2010年的第十一届支教团，队员吴恒发现当地的孩子普遍使用漏洞百出的盗版词典，这导致他们“学习掌握了很多错别字”。为了让孩子们都有一本正版词典用，他发起了“一本正经”计划。3年后的2013年寒假，自开学起，国家为全国农村地区中小学1至9年级在校生免费提供《新华字典》。

“青年自组织与高校不是割裂的，其前端的部分是在高校中孕育的。”复旦大学团委书记高天说，“他们在校期间参加了一些公益性社团，在组织能力、资源调配、信息渠道等方面打下了基础，同时萌发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我们应当关注青年公益人才成长，并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助力。”（汪奕 徐驭尧 相惠莲 周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