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农场血脉图

我很自豪，我们创造了历史

杨楠从青岛回到共青农场后，有一次，他去探望爷爷杨满，说起自己将扎根在农场。

“守着家人挺好。”杨满回答孙子。

与家人分离，是杨满一生的痛。1956年3月，杨满离开北京南口镇寡居的母亲，跟随队伍来到共青农场。到农场之前，他和母亲有简短的对话。

晚上，母亲坐在床上问他：“真去呀？”

“真去！”杨满斩钉截铁地回答。

母亲听后，不再说话，熄灯睡觉了。

当时，18岁的杨满热情澎湃，被首批垦荒队员杨华的演讲打动，决心到农场“干一番事业”。他和伙伴们甚至还商量，要是报不上名，他们也要像第一批垦荒队员一样，写血书。

杨满走时，母亲没有露面。大嫂告诉他，母亲给他准备了双层里面的被褥，还托关系给他买了新的生活用品。“你去吧，我来照顾妈。”大嫂说。

对母亲准备的一切，杨满起初毫不在意。“想到要到北大荒干一番事业，哪还能想到母亲的心酸？”杨满回忆道。说着说着，他流下了眼泪。

一到农场，他就投身到工作中。但大哥的一封来信，彻底软化了这名垦荒队员的心。大哥在信中说，母亲在他走时，一直躲在房后看着他。他上车后，母亲到一个沟里哭个不停，任谁劝都不回家。

他捧着大哥的信，哭了。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很自私”。

其后，他和母亲就见过两次面。1958年他结婚的时候，母亲来看过他一次。1960年大儿子出生后，他带着妻儿回过一趟老家。

“文革”初期，他托前来农场调查他历史的工作队，给母亲带了一桶豆油。那是他唯一一次对母亲的“孝敬”。母亲还来信说：“儿呀，我吃到你的豆油了。”

1979年，杨满回京检查身体，在南口镇住了一段时日。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一连几天他都跪坐在母亲坟前，跟母亲讲自己的故事。

大嫂告诉他，母亲晚年失忆，白天出门，经常回不了家。但一到晚上，她总能听到母亲喊“小囤子”。那是杨满的乳名。

“我时时感到愧对母亲。”杨满说。

不过，一谈到共青农场，谈到第一代垦荒队员，老人又会激动地说：“我很自豪，我们创造了历史。”

他开始讲那代人的故事，讲他们面临的困难，讲他们的激情，讲他们创造的一切。“共青是我的家。”最后他有力地挥着手说道。

“这里大有作为。”他曾对孙子杨楠说。对于孙子的选择，他满心欣喜，认为这样既能和家人相守，又能干一番事业。

孩子们劝他到大城市生活一段时间，老人不去。他说自己已经习惯这个地方，到大城市反而不适应。

他的亲家张凤琴，也对自己的一生不后悔：“我没做逃兵！”

张凤琴到农场后不久，她的一个“好姐妹”，嫁给一个高级干部，并许诺给她也找一个好人家，离开农场。但张凤琴拒绝了。

“我不能背叛自己的诺言。”张凤琴说。离开天津到农场时，她曾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农场好好干。

后来子女回城时，张凤琴因丈夫去世，按照政策也能回到天津。她回去住了一阵，最终还是想回到农场。晚辈们甚至给她跪下了，但她没动心。

“农场是我的家，有我的家人，有我的事业。”她对晚辈们说。

对于外孙的归来，她很高兴：“一家人在一起，继承我们的事业，多好！”

杨楠回到农场后，家人凑钱，在农场的“天津庄”购买了一处住宅。新房的布置，让老太太张凤琴“大开眼界”。很多东西，是她第一次见。

杨楠有自己的梦想，就像他的父辈和爷爷辈一样。他的爷爷辈，用自己的一生，在不毛之地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的父辈，用自己的一生，延续了这个奇迹。他则希望“和家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甚至于祖籍北京，对他已经非常遥远。

他和女友已经结婚，现在他们生下了家族的第四代，一个可爱的女孩。身材高大的杨楠将女儿抱在怀里，不时逗弄着她。

“你也是农场的人。”杨楠一本正经地对着女儿说。小家伙听不懂，哭了。杨楠笑了。（郭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