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父辈的辉煌,但我们给后辈创造了好条件,也算值吧
对杨楠、王来新等农场第三代而言,回到共青农场,完全是个人选择。不过对于他们的父辈而言,留守在这个地方,多少有点“不情愿”。现在回望过去,他们并不后悔,也为自己付出的努力而自豪。
“不能说是牺牲,但我们确实没有别的机会。”杨楠的父亲杨晓东说。
杨晓东出生于1961年。那时的农场,无法与现在相比,人们还住在拉哈辫草屋里。父母要上工,杨晓东和其他农场的第二代一样,或者被父母留在家中,或者跟着父母干活。
他的妻子张一艺,小时候被母亲张凤琴丢在家中。有一次,张凤琴上工时,女儿差点掉进满是热水的锅中。
从此,她不敢将孩子独自放到家,出门上工尽量带上孩子。有一次,她将孩子用被单裹在背上,结果孩子睡着了。她没注意,孩子歪着的头撞到了柱子上,撞了一个血窟窿。
“我们那一代人受苦就不说了,孩子也接着受苦,心疼呀。”说起这段历史,80岁的张凤琴流下了眼泪。
对于农场第二代,有两个机会向他们招手。一是参加高考,二是1980年代后期的回家乡政策。
1977年高中毕业时,杨晓东参加过“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结果名落孙山。落榜后,他和同龄人一样,都留在连队工作。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一艺,当年则因所在的连队没有名额,未能参加高考。
80年代,国家允许农场第二代人中的非婚子女回到家乡。杨晓东的弟弟符合标准,回到了北京。
这一政策,勾起了他对北京的向往。弟弟回去时,他对弟弟说:“一定要在北京好好混,那是我们的家乡。”
几十年后,他对北京的向往依旧浓烈。面对北京来的记者,他一再说“老家来人了”。他还告诉自己的孙女,她的祖籍是“北京”。将来一旦填表,他也希望孙女的“籍贯”一栏,写上“北京”。
不过,在现实中,杨晓东热爱自己的工作。在他的讲述中,生活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1980年,他从天津带回一批牛,后来又办起了农场的养鸡场。他还曾获得“黑龙江省优秀团干部”的荣誉。
“我很佩服父辈们的精神。我们没有父辈们辉煌,我们没有故事。但是没有我们,农场不可能发展到现在。”杨晓东说,“我们受了些苦,但给孩子们创造了好条件,也算值吧。”
90年代,杨晓东外出工作过多年,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农场。和儿子杨楠一样,他在内心深处只把共青农场视作真正的家。“这儿的日子,过得舒服。”他说。
现在,杨晓东在共青农场所属的宝泉岭管理局所在地做房屋出租生意。房子是几年前买的,他把空闲的房间租出去,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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