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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 (2)

2006年09月21日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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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军会师前后

　　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江油附近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为摆脱受敌人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会议决定主力向川西北发展，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根据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部队陆续撤离梓潼、剑阁、中坝、彰明等地，向北川、茂县一带进发。

　　这时，中央红军已渡过金沙江，准备经西康省的东南部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徐向前带领九军、三十军经北川、墩上、土门，攻占茂县。“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号召，成了鼓舞部队的巨大动力，沿途写的许多宣传标语，都突出了准备会师的内容。尔后，红四方面军一部沿岷江流域南下，控制汶川、理县一带；另一路四军、三十一军一部北进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与胡宗南部对峙。方面军总部驻茂县，徐向前率前指驻理县下东门。

　　北川、茂县、理县一带，地势高寒，多高山、狭谷、急流，系汉人和藏、羌、回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藏民占人口多数，汉人约占十分之一。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严令部队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通过“通司”（翻译）大力宣传红军的宗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发动贫苦奴隶、牧民、农民起来分田地、牛羊、财物，组织政府和武装，并坚持打击进行破坏活动的上层反动分子，使广大藏民摆脱了重重枷锁，认清了红军和白军的区别。他们象敬“神”一样地敬信红军，帮助红军带路、探消息，运送物资，转移伤员，提供粮食等。只有少数受反动头人欺骗很深的人，钻进深山野林里，不时地出来偷袭红军。

　　在这里流传着徐向前带头吃糌粑的故事。用青稞粉和酥油混合而成的糌粑，发酵后的酸马奶，烧得半生不熟的牛羊肉，部是藏民的主食，也是他们招待红军的好东西。红军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要在这里生活下去，就得从生活习惯上来一场“革命”，学会吃糌粑、青稞、酸奶等。尤其是糌粑，味腥膻，吃不惯的人很难往下咽。一些军师十部来前指开会，徐向前就用糌粑招待大家。有些干部硬是不吃，徐向前带头抓把糌粑吞下去，风趣地说：“为革命吃糌粑！谁不爱吃糌粑，谁就不想革命到底！”这样一说，哪个愿落个“不想革命”的名啊，纷纷抓糌粑吃。徐向前还要求大家多节约和储存一些粮食，留给中央红军，留给伤病员。他听说远在几十里地以外发动群众的傅钟病倒了，便把自己干粮袋里仅有的半袋大米叫警卫员送去。傅钟每提起这件事，就激动地说：“向前同志那是‘雪中送炭’啊！”

　　为迎接中央红军，从总部到连队上上下下，都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谁都想为两军会合贡献一份力量。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胜利通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走向川西北。喜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派出李先念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进行策应。行前，徐向前向李先念交待，要他从各部队多抽些炊事人员，带上炊具，配给一方面军。他说：“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亲自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信件，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建议：“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这封机密的信，徐向前派警卫员康先海带一个警卫班送到懋功去。他再三叮嘱：“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

　　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6月12日在夹金山下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很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抵达，亲切会见了李先念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央领导人听取了李先念关于川西北情况及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建议，对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给予鼓励。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两支红军的机关、连队和川西北的县城。

　　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自山南海北，四面八方。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操着不同的乡音，素昧平生，萍水相逢。但是，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工农红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战友的情意，共同的理想，打破了一切界限，使他们一见如故，胜似亲人。两军的团结友好气氛，在当时中国红军的《红星报》上，曾有如下两则生动的报导：

　　“‘太阳’纵队二十一日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在未开会之先，唱歌呀、谈话呀，两方面军干部互相谈说战绩呀，整个的会场，充满着欢快的表情。

　　“同乐大会正式开幕了。首先是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同志与朱总司令的演说，告诉了全体干部目前的有利处境，两大主力会合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任务。接着，便是五大碗的会餐。这时有同志起来报告‘猛进’剧社到了，掌声大起，表示欢迎他们的盛意。

　　“会餐以后，晚会开始。首先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演‘十七个’的名剧；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这两出戏无论在剧（情）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边章武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都博得了大家的各处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第一次！

　　“二十三日上午，‘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着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

　　会师的喜讯，使徐向前心中充满着欢乐。这时，北面、东面的敌人为防堵红军，正加紧筑碉前进。红四方面军不时与敌激战。徐向前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还把慰问中央红军的物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袜子、袜底、牙粉、粮食等一批批地送到了中央红军驻地。从北川、茂县、理县至懋功沿途，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是络绎不绝地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

　　会师后的红军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属之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28日，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接着，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三路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迂回攻取松潘。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浩率右路军，分别从理县、茂县北进。7月初，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经下东门见到徐向前，简要讲了中央红军的情况和攻取松潘的计划，便匆忙回茂县去了。7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分别率军出发，徐向前率中路军的10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一路上义要防备敌机轰炸，又要对付藏人反动武装偷袭，又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寨，每天只能行进五、六十里。

　　徐向前与彭德怀在维古河畔的会见，是两军会师中的一段生动插曲。那是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怀一份电报，说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徐向前异常高兴，立即发报表示热烈欢迎，并约请彭军团长到维古河的渡口会面。翌晨，徐向前和随行的通讯排，骑上战马飞也似的向维古河畔驰去。金色的阳光透过朦胧的雾气投向大地，白色的浪花在急流的维古河面不停的涌现，两岸的山丘、树木分外静谧，给原野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虽然已是7月天，但高原地带的早晚，却带着一缕寒意。徐向前一行人马跑得汗津津的，抵维古河边后，沐浴着凉爽的空气，朝地图上标有铁索桥的方位走去。维古河是岷江的支流之一，宽约二、三十米，水深流急，水寒刺骨，难以徒涉。平素人来人往，就靠铁索桥。铁索桥是交通落后的川西北的常见桥梁，两岸拉起几根并排的铁索，铺一些木板，走在上面晃晃悠悠，不习惯的人会觉得头晕目眩，胆战心凉。徐向前走到波桥的位置一看，桥索已被破坏，要想渡河比登天还难。

　　正在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他打了打手势，接着扔过一块小石头来。石头上用小绳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徐向前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德怀得知是徐向前在对岸，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他亲切致意。

　　当天，通讯部队在河面拉起了一条电话线。徐向前和彭德怀第一次通话，互相问候，约定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亦念的地点相见。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近正午；彭德怀也同时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徐向前的随从人员在一段河面上找到了另一种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着个用竹条编的筐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向前因急于同彭德怀会面，等那老乡过河来，自己也象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向岩石猛力一蹬，借劲向对岸滑去。等他到达终点跳出筐于，彭德怀快步迎上，两双手紧握在一起。彭德怀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有这种本领呢！”徐向前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这是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高级将领的第一次会见，也是传奇式的会见。

　　革命的路，艰难而曲折。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战斗气氛，被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野心，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

　　早在两军会合前夕，毛泽东等从北上抗日和粉碎蒋介石围追堵截计划的总指导思想出发，就提出了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致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文中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张国焘和陈昌浩于6月17日复电：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两军会合后，为统一对战略方针的认识，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同意北进计划。而张国焘则又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被大家否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这时徐向前、陈昌浩已率军北进。当李富春抵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治委员。李富春因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接着，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川陕省委一些人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则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所有这些，实质就是张国焘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和煽动。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散布的话很容易迷惑和欺骗人。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十分珍视两军的团结，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两军团结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毛泽东亲口对一、三军团的领导人说过：“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但是，有的教条主义者却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张国焘公开对下面讲：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原因是张国焘一直对他“用而不信”。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在理县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和陈昌浩谈到两军会合后的前景时，就说：“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颇感突然，忙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诚恳地回答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不同意，说是先别考虑这件事。那些对四方面军的片面指责，也使徐向前反感。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的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他认为这对两军团结没有任何好处。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强调有些分歧不要说，还是团结起来。但不晓得那时为什么说退出鄂豫皖，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又是什么政治落后、土匪主义等等，当时听了是反感的。我说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么，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莫非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徐向前当时脑子里的一些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但是，作为身负重任的总指挥，他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下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妥善处理和解决。在芦花、黑水，徐向前主动建议调一方面军一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当参谋长，调四方面军的3个建制团充实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

　　中共中央和军委为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实现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对组织作了必要的调整。7月18日，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7月21日，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各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首长更动如下：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肖劲光。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原四方面军部队番号不变：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中央还明令指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促进两军团结和照顾大局的精神。

　　在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芦花时，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毛泽东的安祥大度，周恩来的锐敏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张闻天的学者风度，都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央领导最关心的是敌情，详细询问徐向前。他将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各敌的作战特点及装备情况，一一详细作了介绍。这次见面，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以表彰他在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

　　7月21日，徐向前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这次会议，是为统一对四方面军的认识而召开的。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报告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的评价是：总的说，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不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四方面军的特点。他说：红四方面军干部土生土长的多，文化程度差，但积极学习；军事知识差，但能干；作战后即讨论研究经验教训。部队作战，书面命令少，没有参谋业务处的工作，作战计划等都是上面指挥员直接制定。从鄂豫皖到四川的战争过程中，执行纪律和进行政治工作很注意，但执行纪律不适当的现象常常发生。作战时领导干部层层下去指挥，一个师就由师长下去带一个团，师政委带一个团。这样，战斗虽勇敢坚决，但干部伤亡大，现还没有很好地纠正。集体领导差，对军事问题的决定非常秘密，运动兵力迅速，决定问题快，动作灵敏，指挥集中，但打退敌人后指挥就分散了，常误事。射击、手榴弹操练很勤，有很大进步。夜战很好，主要是干部亲自看阵地，有记号，大量利用手榴弹攻击，丢的准，以二七四团、二六五团夜战最好。总之，红四方面军工农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战略战术是弱些，但主要是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徐向前发言后，陈昌浩又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他俩因忙于指挥部队行动，第二天的会议未参加。

　　第二天的会上，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发言，博古作结论。大家肯定了自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领导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毛泽东说：从鄂豫皖到现在，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鄂豫皖的反“围剿”准备不足；通南巴只是1933年9月上半月注意了地方政权的建设；放弃通南巴是严重错误，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周恩来则认为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最后博古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上述几人发言摘引自1935年中央政治局芦花扩大会议记录。）

　　那时，经过遵义会议后，党内民主讨论的气氛较浓，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同意见可以自由发表。显而易见，这次会议，中央对张国焘仍是采取积极团结的方针，对四方面军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张国焘想搞名堂，便找不到“借口”了。

　　徐向前、陈昌浩于7月22日率军从芦花出发，向毛儿盖进军。芦花会议开出个什么结果则不知。徐向前一路想的是如何消灭敌人和北上的问题。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路想的是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

　　由于松潘那带地形险要，敌胡宗南部兵力众多，凭碉固守，红军火力差，攻击难以奏效。军委召集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并决定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

　　正当部队忙着做北上准备的时候，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原定四方面军参加会议的名单有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人，后来又改为只由张国焘出席。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明确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决议重申了6月18日中央政治局确定一、四方面军首先北进取得甘肃南部的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对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兄弟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及开展反倾向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会上，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已分别改称五军、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即一、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于毛儿盖公布了《右路军行动计划》。几天后，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向阿坝开进。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陈昌浩的意见也是这样，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会后，由毛泽东整理了大家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作为正式文件。

　　8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右路军出动，兵分两路，向北进发。从毛儿盖到班佑地区，中间须经过一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不论一方面军或四方面军，都没有草地行军的经验。当徐向前率前锋部队到达草地边沿时，远远看去，象灰绿色的大海似的，不见山丘，不见村舍，不见林木，不见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据带路的“通司”说，草地尽是泥潭，一不小心陷到里面就会送命；气候多变，夜间奇寒；人烟稀少，走几十里路才能看到一两户人家，都是过游牧生活的藏民。徐向前命令部队充分做好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一定要征服大自然没下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两天后，征服草地的进军开始了。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晴空万里，太阳高照，烤得人们汗流夹背喘不过气来；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声隆隆，暴风雨夹杂着一阵阵冰雹，铺天盖地而来。黑夜来临，气温骤降，达零度以下。草地上到处是草墩子和泥沼，人们只能踩着草墩子行进，一不小心陷进泥沼，越挣扎便陷得越快越深，直至被泛起的水泥完全吞没。沿途的水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找不到粮食。野韭菜、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都成了红军充饥的食物。草地行军，夺去了许多红军指战员的宝贵生命。

　　徐向前的前敌指挥部随三十军行动。为使后续部队减少伤亡，胜利通过草地，他令开路的前锋部队沿途标上安全路标；要求各部队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摘野果，不认识的东西不要乱挖乱吃；伤病员一律带走，不准丢弃；牺牲的人就地掩埋，不许暴尸荒野；除必要的运输辎重的牲口外，其余的可以宰杀，供部队食用。他特别强调发扬革命乐观主义和团结友爱精神，用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从绝境中求胜利。各部队根据徐总指挥的要求，不断加强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用各种形式鼓舞士气，增强信心，加强团结，以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前仆后继，向着既定的目的地行进。在一篇题为《小宣传员们》（《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的文章中，生动地记述了红军过草地的生活片断：

　　“虽然饥饿与寒冷日夜威胁着每一个人，但人们并没有消沉，草地中的文娱生活还是非常活跃。大家拖着疲倦的身体，束紧了腰带，边走边唱。顺口溜，家乡小调，杂七杂八，好不热闹。

　　“一天，部队露营在一个斜坡上，演出队分组向部队进行了慰问演唱。组长带着我们到了一个连队，同志们都鼓掌欢迎我们这些‘娃娃兵’。

　　“会场中燃起了一堆篝火，连队的同志们坐在四周，我们几个人站在中间，被火烤得热呼呼的。

　　“演唱开始了，第一炮是‘童子舞’。五个人先兜了几个‘8’字形，一面跳着一面唱：“牛皮本是好东西，哟嗨，吃多了就要胀肚皮，好东西，哟嗬嗨！’刚刚唱完，同志们就哈哈地笑起来了，还来和我们握手。一个大个子把‘小皮球’拉过去，在自己的衣袋里摸了老半天，掏出一小把青稞来，递给他说：‘拿着吧，小兄弟！’

　　“此时此地，这是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小皮球’怎能好意思收呢！他说：‘你吃什么？’

　　“‘没关系，还能顶几天！撑得住！’

　　“最后‘小皮球’无可奈何地收下了。

　　“这时候，部队情不自禁地高歌起来了，歌声响彻云霄，震动了夜色茫茫的草地。……”

　　这些“娃娃兵”，就是徐向前率领下的三十军二六七团宣传队的小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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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zzzzzz

(责编：武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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