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美建交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背景下，根據改革開放初期的新情況、新要求，鄧小平繼承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思想，作出了調整對台工作方針的決策，即把“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方針調整為“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統一大業”的新方針。新方針有三個要點：第一，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第二，寄希望於 1700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第三，商談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實現通航通郵通商。對台工作新方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形成的，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產物﹔它強調盡早解決台灣問題，並將其列入 80年代三大任務之一﹔它還堅持“兩手論”，既有和平解決的一手，也有不放棄武力解決的一手。
[關鍵詞]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對台工作方針﹔台灣問題﹔中美關系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親自領導了黨和政府的對台工作，在繼承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構想，推動海峽兩岸關系發生重大變化。本文擬探析1978 年底、1979 年初鄧小平決策實現對台工作方針的歷史性轉變。
一、對台工作方針調整的過程
在鄧小平決策實現政策轉變之前，對台工作方針被明確規定為：“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有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1949 年3 月，新華社發表《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第一次明確提出“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隨后爆發的朝鮮戰爭中斷了這一進程，美國成為解放台灣的最大障礙。朝鮮戰爭停戰后，1954年12 月，美國政府與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御條約》，侵犯中國的主權。為粉碎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1955 年5 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 次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和平解放”的對台政策。1956 年9 月，黨的八大政治報告又指出：“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后。”（《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版，第95 頁。）之后，經過兩岸密使協商，這一方針進一步具體化，於1963 年形成了“一綱四目”的新思路。（“一綱”，指隻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蔣介石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四目”包括：台灣歸回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蔣介石與陳誠全權處理﹔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介石與陳誠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的對台工作受到嚴重破壞和干擾。1966 年6 月，《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到台灣省》的社論，重新提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省”的口號。盡管“文革”中后期對台工作有所加強和調整，但隨著1975 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及鄧小平的被打倒，對台工作又回到“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中。
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后一段時間，仍然延續上述口號。在1977 年8 月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和1978 年3 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都有這樣的表述。至於台灣解放之后，那毋庸置疑是和大陸一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1977年10月，在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等部門送鄧小平審閱的《關於注意招收台灣省籍青年入學給鄧副主席的請示》報告中提到，“將來台灣解放后”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此同時，鄧小平也把“解放台灣”放在“打”上。早在1975年 7月軍委擴大會議上，他就說：“抓緊、加速解放台灣的准備，是擺在我們面前，特別是軍隊面前的一個總要完成的任務。”1977年9月 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時說：“中國政府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這不是我們的側重點。”1978年 6月，他在聽取有關軍隊裝備問題的匯報時也強調目前海軍和空軍的“著眼點是解放台灣”。
這個方針的調整，發生在 1978年 5月美國總統卡特對華政策轉變之后。1978年 5月，卡特表示接受中國關於中美關系正常化的三項基本條件，並於年內採取行動。在中美領導人的戰略決策下，經過緊張談判，1978年 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報發表。在台灣問題上，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40頁。）中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建交為中國調整對台工作方針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
與此同時，國內工作中心的轉移也促使對台方針必須轉變。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鄧小平從社會主義要有“優越性”的角度出發，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體現在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上，並把它看作是壓倒一切的標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收入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若是在台海兩岸爆發戰爭，勢必給國家和人民加重經濟負擔，拖累本應爭分奪秒的經濟建設和發展事業。
在上述國際國內背景下，鄧小平作出調整對台工作方針的歷史性決策。新方針不提“解放”二字，而用“解決”，把“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調整為“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統一大業”。從 1978年 10月起，盡管這時公開報道還使用原來的提法，但鄧小平已經開始在內部講話中使用“台灣歸回中國”的提法，不再提“解放台灣”。1978年 10月，應日本政府邀請，鄧小平前往日本訪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正式訪問日本。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會談時，鄧小平說：“我們將在充分尊重台灣現實的基礎上，來解決台灣問題。採用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灣現實的一種表現。”（《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410頁。）11月 2日，根據中美建交談判的新進展，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看來美方想加快中美關系正常化，我們也要抓住這個時機。”（《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17頁。)11月 14日，鄧小平途經緬甸仰光時，在機場同緬甸總統吳奈溫進行會談：“我們甚至把底都交給他們了，說：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30頁。）11月 28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明確說，在台灣歸還中國，實現祖國統一的前提下，可以保留它的資本主義制度。當然，他也加了一句：“至於時間長短，那要看事態的發展。”
1978年 12月 13日前夕，鄧小平就中美會談中的台灣問題作出批示：“要明確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決的願望，同時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歸回祖國，完全是中國的內政。”（《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49—450頁。)這裡，鄧小平親筆用文字形式確立了“解決台灣歸回祖國”的新提法。之后，中美建交公報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也用“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新提法，替代了“解放台灣”的提法，對台工作方針實現歷史性轉變。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鄧小平訪問美國。訪問期間，他多次表示，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他也同樣強調，我們不能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這些公開宣講，使我們的對台工作新方針為國際社會廣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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