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幾點思考
（一）對台工作新方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后形成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線的產物。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社會主義探索遭到重大挫折，也使祖國統一大業受到巨大損害。隻有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才能使解決台灣問題走到正常的軌道上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打破迷信僵化，實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對台新方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沒有新時期對台工作方針的歷史性轉變。
鄧小平事后曾多次回顧對台新方針確立的歷史背景。1983年 6月 26日，他在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說：“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制定的，有關政策是逐漸完備起來的，我們將堅持不變。”（《鄧小平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1頁。）在對台新方針逐步發展成“一國兩制”的理論后，鄧小平還多次強調它的實踐和理論淵源。1984年 6月 22日、23日，他在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等時說：“近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來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經過五年半，現在已經見效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58—59頁。）7月 31日，他在會見英國外交大臣杰弗裡•豪時說得更清楚：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幾年以前，主要是在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形成的。這個構想是從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出發的。”（《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67頁。）“三中全會恢復了毛主席的實事求是的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事實，尊重實際，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實際。”
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鄧小平參與了對台工作的許多重大決策，新時期對台方針政策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台灣問題上的一些設想，但歸根到底，新方針是新時代的產物，是新理論的產物。
（二）對台工作新方針強調盡早解決台灣問題，並將其列為 20世紀 80年代三大任務之一。
盡早解決台灣問題是《告台灣同胞書》突出表達的願望，文告多處強調：“如果我們還不盡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我們何以告慰於列祖列宗？何以自解於子孫后代？”“我們早一天完成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創造我國空前未有的光輝燦爛的歷史，而與各先進強國並駕齊驅，共謀世界的和平、繁榮和進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37頁。）
這種將台灣問題早日解決的心情也是鄧小平的心願。早在 1974年 10月 1日，鄧小平會見加拿大新聞代表團時就說，“我們當然希望我們這一輩能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051頁。）中美建交協議達成后，鄧小平決定把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問題提上黨和政府的議事日程。1979年 1月 1日，他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討論《告台灣同胞書》座談會時說，1979年元旦是個不平凡的日子。
“說它不平凡，不同於過去的元旦，有三個特點：第一，今天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第二，今天中美關系實現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人民日報》1979年 1月 2日。）這反映出鄧小平強烈的個人感受。1月 5日，他在會見美國記者時，公開表達了自己的心願：“就我個人來說，我希望今年就實現這個願望。就我的健康狀況來說，至少還可以活十年，但那就太久了。”（《人民日報》1979年 1月 6日。）12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再次說，統一事業應該由我們這一代來實現，實現統一，遲不如早。
這樣，在 20世紀 80年代來臨之際，為了給全黨工作指明方向，鄧小平在 1980年 1月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作《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明確提出了我們在 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他說：“第二件事，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我們要力爭八十年代達到這個目標，即使中間還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也始終是擺在我們日程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鄧小平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40頁。）
認為形勢有利，台灣問題越早解決越好，這是對台新方針的顯著特點。當然，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人的認識是不斷變化的，解決台灣問題的長期性后來才在實踐中被逐步認識到。
（三）對台工作新方針堅持“兩手論”：在強調和平解決的同時，不放棄武力解決這一手。
力求和平方式解決，但不排除武力方式，是黨和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一貫方針，也是鄧小平一貫強調的重點。早在 1975年 9月 20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時說：“美國提出，你們是否可以作出一個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保証？我們說不行。因為怎麼解決，是我們自己的事情，用什麼方式來解決，是我們的內政。我們希望和平解決，但如果不能和平解決，怎麼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101頁。）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復出，主管與美建交談判工作。1977年 10月 27日，他在會見瑞典三軍總司令斯蒂格•辛內格倫上將時指出：“美國人讓我們承擔義務，解決台灣問題隻能用和平方式，不能用武力。不行！我們力求和平方式，但也不排除武力解決。武力能不能解決，那是中國人民有沒有本事的問題。”
為了形象地說明問題，鄧小平強調“兩手論”。1978年 1月 7日，他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團時說：“解決台灣問題就是兩手，兩種方式都不能排除。用右手爭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點，實在不行，還得用左手，即軍事手段。我們在這方面不可能有什麼靈活性。”（《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255頁。）
中美建交后，對台工作實現歷史性轉變，但“兩手論”並沒有改變，只是內涵發生了變化，鄧小平對此作了多次解釋。1979年 1月 5日，鄧小平會見在中美建交之際來訪的 27位美國記者時說：“在雙方達成建交協議的時候，卡特總統曾經表示一種願望，希望能夠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們注意到這個願望，但是我們同時也表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我們當然力求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但是究竟可不可能，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承擔這麼一個義務：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來實現統一祖國的願望。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反而會妨礙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個良好的願望。”（ 《人民日報》1979年 1月 6日。）同日晚，他在會見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時說：“我們同台灣究竟什麼時候開始談判，還要看，也不是一二年就能談得起來的﹔甚至不排除最后談不成，還是用武力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65頁。）
在內部談話中，鄧小平對這個方針解釋得更加直率，1979年 1月 9日，他在會見美國參議院軍委會特別任務小組代表團時說：“我們不能承擔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義務。我們如果承擔了這個義務，等於把自己的手捆起來，蔣經國台灣當局就有恃無恐，可能導致根本不同我們談判，導致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成為不可能。所以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來，捆起來不利於用和平方式解決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68頁。) 此外，他還多次講，如果外國勢力干涉或控制台灣，那就不得不使用武力。
總之，不承諾放棄武力是一個戰略決策，體現了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上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如同他后來所說：“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作這樣的承諾。如果台灣當局永遠不同我們談判，怎麼辦？難道我們能夠放棄國家統一？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86—87頁。)
〔作者蔣永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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