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起，涉農“一卡通”在全疆推廣。新農合、小麥補貼等40多種涉及農民和土地的補貼都直接打到銀行卡上。這對業務部門來說，既保証了資金安全，還縮短了現金到農民手中的時間。
但在南疆地區，距離城鎮100多公裡的農村並不少見，農民為了提取補貼款特意拿著卡跑一趟縣城，很不方便。
經過劉海燕組長和住庫爾干村工作組的積極協調，金融部門決定把現金送到農民手上。3月21日，快樂的諾魯孜節當天，100戶村民從村支書手中拿到了共4.5萬元的補貼款。
“到了村裡，才知道政策存在的問題。好的政策要設身處地為農民著想，要看這政策是否方便農民，是否容易操作。以后再制定政策，一定要到實地廣泛調研，拿出實用、好用的辦法，決不能坐在辦公室裡拍腦袋了。”這是王彥樓的思考。
他的同事們天天和村民打交道，吃、住在一起，從沒有像今天這樣近距離接觸農民，也第一次真切地了解到農村存在的真實問題。半年多以后，財政廳住村工作組就已完成27個調查報告，其中部分課題成果已在財政管理工作中發揮作用。
這段“村官”生活讓王彥樓產生了太多的感觸：“剛下來時，干部們擔心到農村我們能做什麼、會做什麼。半年多的實踐告訴我們，農村太需要我們了，農民太需要我們了。我們可以為農民做很多事，而且也能做很多事，隻要我們扑下心來，拿出真情來。”
“農村的問題很多，千頭萬緒的，解決農民的實際困難，為農民辦實事，這是我們住村工作組必須做的工作，但是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經過半年多的住村，這位財政廳副廳長認為，“怎樣帶領村民脫貧致富，而且是可持續地致富、發展生產，是我們更應該考慮的。”
初入塔盤村時，如何幫助村委會帶領村民脫貧，成了住村干部王定元想的最多的問題。村裡135戶居民中有46戶低保戶，全村負債28萬元，貧困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走訪發現，七八戶村民在自家院子裡養了八九頭牛羊，節日期間帶去巴扎售賣。
“要是建個養殖合作社，實行科學養殖，常年養殖、售賣，大家共同承擔風險，共同應對市場，盈利后分紅，這不是比單個養殖要獲利更多嘛。”王定遠開始說服村民，盡管他們一時無法接受這個觀點。
2014年5月26日，抱著試試看的念頭，塔盤村村支書和9名村民共出資13萬元，建起了村裡的第一個畜牧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
到8月中旬，第一批20隻羊、4頭牛出欄，王定元粗算了一下，除去飼料成本，每隻羊淨賺150元，每頭牛賺1000元。
看到了回頭錢，入社的村民阿不力克木不但沒有要求立即分紅，反而增加了3萬元投入。王定元乘勝追擊，把他的經驗分享給其他村民。截至10月底，合作社已從最初的9人增加到65人，70隻羊出欄售賣。
“工作組就是要把這種長久的機制建立好，以后的‘三民’活動，該從建立良好的機制、體制上發揮作用。”財政廳副廳長王彥樓認為，就算住村工作組離開了，隻要建立了穩定的機制，農村發展就會步入正軌。
新疆自治區黨委賦予住村工作組的另一項責任，是對村干部進行“傳幫帶”，手把手給村干部教工作思路和方法，將他們打造成“永不離開的工作組”。
但目前的村干部隊伍中，大多是小學文化程度，年齡也都在45歲左右，還有很多人不會說漢語，而年輕人對村委會工作並不熱心，村干部隊伍嚴重缺少新鮮血液。
如何把優秀青年吸引到村領導崗位？培養一批有知識有文化，能夠帶領村民走上富裕之路的有朝氣的村干部？對此，和田縣塔瓦庫勒鄉喀克夏勒村的團區委住村干部們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喀克夏勒村是和田地區最北面的村庄，深處沙漠腹地。團區委副書記楊騫帶領工作組入村后，籌資28萬元在村委會建成了青年文化中心、青年巴扎大舞台、籃球場、摔跤場4個主流文化陣地，通過開展籃球、摔跤、拔河、台球、農民趣味運動會以及文藝演出等活動吸引年輕人。
從最初參與活動的幾十人，到后來的一二百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遠離了斗毆、罵架等“小混混”式的生活，加入到村委會的活動中來。
“年輕人渴望新鮮事物，但苦於沒有正常的獲取渠道。我們不去拉他們一把，就會有其他勢力拉走他們。”楊騫說。
團區委還把“感動中國”人物艾尼·居買爾、尼加提·尼亞孜等人請到了村裡。與站在主席台上的宣講不同，他們與村裡的年輕人圍坐一圈，和他們聊天，講自己的故事。
“這下好了，你們工作組來了，把年輕人聚在一起開講座、講公開課、培訓技能，我再也不用擔心這些孩子會生出什麼事端了。”村支書對楊騫說。
回望已經走過的2014年，住村干部劉海燕深深記住了一句話。2014年3月19日，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財政廳廳長彎海川走進她所在的庫爾干村村委會，緊緊握住村支書艾肯·麥合蘇提的手說：“這麼多人到村裡，給您添麻煩了。”
“你們來晚了，但現在來，還來得及。”艾肯·麥合蘇提回答。在他的身邊，鄉親們的眼裡滿是期盼。實習生 郭雯 本報記者 劉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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