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論用人之法

《資治通鑒》是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編的一部長篇編年體史書，書名意為“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關於為政用人問題，司馬光主張:“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意思是說，治理國家的關鍵，沒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干部人事和選人用人問題。他強調，要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發揮好風向標的作用，把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選好用好。這對於新形勢下加強干部隊伍建設、鞏固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怎樣是好干部”“怎樣成為好干部”“怎樣把好干部用起來”等問題做了集中的闡述，並在其他一些會議講話中多次談到干部的培養、選拔、管理等問題，其中同樣引用了大量的古文經典詮釋自己的觀點。

2013年6月28日，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選賢任能，始終把選人用人作為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關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治國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說的：“尚賢者，政之本也。”“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

在《尚賢》中，墨子指出“尚賢者，政之本也”，主張治國者要打破血統界限，在社會各個階層中選拔有真才實學之人，在選賢、用賢等方面提出了較系統的理論觀點和具體方案，含有平等選拔人才的民主因素和合理使用人才的思想，具有歷史創新意義。習近平引用墨子的這些主張，對於我們今天“堅持正確用人導向，按照德才兼備、注重實績、群眾公認原則提拔干部，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都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其出處有二，一是《貞觀政要》：“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二是《資治通鑒》：“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能也。”

《尚書•堯典》記載：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帝王，唐堯年紀老邁，選擇繼位人時，臣子提議選擇他的兒子丹朱，但他認為自己的兒子頑固凶險，不足以托付后事，便讓左右大臣推薦賢才，於是舜被推薦上來。經過觀察和考驗，堯終於決定叫舜繼位。由此，堯禪讓於舜成為了千古美談。

唐朝的“貞觀之治”，之所以取得了千載傳頌的豐功偉績，主要是唐太宗把任用賢才看作是治理國家的重中之重，提出了“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思想，他說“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正是唐太宗這種愛才重賢、知人善任的為政之德，使得貞觀時期人才濟濟，各顯其能，各盡其力，保証了國家政治清明和各種政策的推行，取得了“貞觀之治”的豐功偉績。

《資治通鑒》是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主編的一部長篇編年體史書，書名意為“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關於為政用人問題，司馬光主張:“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意思是說，治理國家的關鍵，沒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與唐太宗的“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一脈相承。

司馬光指出，識別人才的根本在於領導者至公至明。領導者至公至明，那麼下屬有無能力便會一目了然，無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麼考績之法，隻能成為徇私、欺騙的憑借。按照司馬光的觀點，制度也好，知人也好，是工具、形式，屬器用層面﹔要使制度行之有效，人才選用妥善，在於領導者是否“至公”，審斷是否“至明”，這是道的層面，從而直指人的本心。

實踐証明，古往今來，人才作為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者、傳播者、推動者，對於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對於國家的鞏固和強大，對於民族的興盛與繁榮，始終起著關鍵性作用。用好的作風選人、選作風好的人，是時代的呼喚，是群眾的期盼。

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任人唯賢、德才兼備”。德才兼備，要求始終把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擺在首位。“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黨員干部，有德有才是精品，有才無德是危險品，有德無才是次品，無才無德是廢品。近年來，個別干部沒能經受住名、利、權、色的考驗，主要是德上出了問題。所以，考核領導干部，要將政治品德考實考准﹔選拔任用干部，也要始終將品德高尚作為首要條件，注重選拔政治堅定、原則性強、清正廉潔、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這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先決前提和保証。

習近平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在《之江新語》中就指出，“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意思是，不要擔心職位不夠高，而應該想想自己的道德是不是完善。這句話代表了傳統文化中經典的“政德觀”，出自漢代著名科學家張衡之口。張衡曾任太史令前后達14年之久，多年不升遷。不慕名利的他，特地寫了篇《應閑》表明心跡，認為道德比職位更為重要。按理說，當官的隻要把職責做好就行了，為何中國文化中將道德置於職位和政績之上？這是因為小到一方父母官，大到一個政權，其道德表現與民心息息相關，不重視道德建設，直接后果就是作風不正，進而演化為腐敗盛行，必定失去民心。

要有基層實踐經驗。2013年3月19日，在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接受了多國記者的聯合採訪。在回答巴西記者提問時，習近平說，中國有句古話，“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我們現在的干部遴選機制也是一級一級的，比如，我在農村干過，擔任過大隊黨支部書記，在縣、市、省、中央都工作過。干部有了豐富的基層經歷，就能更好樹立群眾觀點，知道國情，知道人民需要什麼，在實踐中不斷積累各方面經驗和專業知識，增強工作能力和才干。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條件。

有句話說，在中國的公務員系統中，最繁忙最辛苦的，除了領導人，就是基層干部。中國的基層有多復雜，國情就有多復雜。“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這是《韓非子•顯學》中提出的選人用人觀點。無論有蓋世才華，還是有凌雲壯志，莫不需要基層的歷練和滋養，才能成大器。縱觀歷史，不少功勞卓著的將相都是從基層選拔出來的。無疑，基層是事業的根基，干部成長的搖籃。對於有志向的干部來說，基層向來是馳騁的天地和事業的源泉。若沒有在基層中摸爬滾打，難免會脫離群眾、脫離實情。

在基層歷練與成長，是最豐富的人情世事、最真實的苦樂憂歡、最生動的人生一課。年輕干部選擇到基層鍛煉更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植根基層、了解社會現實，腳踏實地、讀懂中國國情，補上“起於州部，發於卒伍”這一必修課，先“扎下去”，再“冒出來”，人生會更精彩，事業會有更扎實的根基。

到基層去，既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年輕干部成長的需要。焦裕祿、孔繁森、沈浩、王彥生們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到基層去，腳踏堅實大地，仰望遼闊星空，經歷風雨彩虹，一定能找到施展才智、豐富自己的發展道路，創造出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時代的輝煌業績。

干部成長是一個周期性的過程。古往今來，人才多是從基層開始，經過艱苦環境鍛煉和考驗成長起來、脫穎而出的，這是人才成長的一般規律。因此，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要建立干部在基層成長、從基層選拔、到基層培養的導向，讓年輕干部到基層中去，讓領導干部從基層中來。

要有好學精神。2013年3月1日，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號召全黨大興學習之風，講到“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為學”。 這句話是先秦思想家荀子所說，闡述了入仕為官和學習之間的關系，意思是說，讀書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為官者必須堅持讀書學習。

荀子在這句話裡提到了兩種人，“學者”和“仕者”。古人講“學而優則仕”，學者是很可能轉化為仕者的，但是無論學者還是仕者，要達到君子的境界，並不容易。荀子認為，君子出來做官，應該讓君王的聲譽更好，同時也減少治下百姓的民生愁苦。如果做不到這點，還佔據官位，那就是欺騙﹔沒有做官的能力還享受豐厚的俸祿，無異於盜竊。因此，官員應該提高學習能力，為國家、百姓做實事，真正做到“不負所學”。

清正廉潔，做好表率。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領導干部要自覺做弘揚優良作風的表率。黨的作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作風如何，對黨風政風乃至整個社會風氣的走向具有重要影響。“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群眾對干部總是要聽其言、觀其行的。我們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通過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2013年11月，習近平在山東菏澤召開座談會，給市、縣委書記們念了一副對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他說，對聯以淺顯的語言揭示了官民關系。上下聯兩層意思各有側重，實質是告誡官員要善待百姓、為民造福，其中蘊含的哲理值得細細品味。“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深刻揭示了“官”與“民”的辯証關系。習近平在引用這一對聯時指出，封建時代官吏尚有這樣的認識，今天共產黨人應該比這個境界高得多。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歷史上的反腐倡廉進行的第五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也強調，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於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中央開展的兩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其目的就是要處理好同群眾的關系問題，而要處理好同群眾的關系問題，說到底是個怎樣看待群眾、怎樣對待群眾的問題。習近平念出“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的對聯，其實就是要求廣大領導干部要常思自己也是百姓，常念百姓冷暖，始終和群眾坐在一條凳子上，將群眾真正裝在心裡。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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