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良
改革是重大實踐活動,需要正確理論指導。以什麼樣的視角、觀點、理論來觀察、認識、指導改革,是關系改革成敗的大問題。當前我國正在開啟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在紛繁復雜的改革萬象中,我們必須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為指導,堅持正確的改革觀,切實從邏輯起點、改革路徑、評價標准等多個層面,解決好改革為了誰、重點改什麼、改革怎麼動等重大問題,確保新一輪改革取得歷史功效。
改革為了誰——必須堅持改革的民本觀,改革一切為了實現維護發展人民的利益
縱觀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不乏改革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從秦“商鞅變法”,到宋“王安石變法”,到晚清“戊戌維新”等等,這些改革變法發揮了一定歷史作用,包括促進經濟發展、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統治秩序,但大部分最終人沒有好下場、事沒有好結局。根本的原因集中到一點,不是為了人民改革,不是依靠人民改革。
我們共產黨領導的改革最根本立足點或者叫全部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實現維護發展人民的利益,是為人民改革、依靠人民和發動人民改革。改革的歷史是人民創造歷史,人民是改革利益的主體,推動改革的主力,促進發展的主人。
堅持改革的民本觀,應體現到幾個方面:
改革的動機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不是為少數人利益,不為當權者沽名釣譽、鍍金添彩。擺正社會大多數人與少數既得利益者和特權階層的關系,一切改革舉措以大多數人支持、擁護、贊成為依歸,以實現全社會整體福利增進和帕累托最優為目的。機構改革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包括負面清單和權力清單的公布,盡管是對少數人削權、斷奶,但對人民有好處,有最大阻力也必須堅決徹底地改。
改革的實踐主體是人民群眾,不是少數精英的關門運動。改革精英和脊梁的智慧離不開草根的民意和實踐基礎。這要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基層創造的關系。改革初期,所謂“摸論”回答了路徑選擇,所謂“貓論”解決了價值判斷,是漸進式、分兵突進式改革。改革新階段,進深水區、啃硬骨頭、打攻堅戰,必須注重改革的系統性、耦合性、關聯性,但根本的力量之源和實踐之基是廣大人民群眾,實踐出改革真知,基層有改革良策,改革必須宣傳、組織、動員群眾,必須贏得人民的理解、支持、參與。
改革之成敗優劣評價,是人民打分。改革最終成果是寫在人民臉上、刻在人民心上的經濟、政治、文化各種利益和福祉。改革雷霆千千萬,最是為民動人心。
重點改什麼——必須堅持改革的問題觀,緊緊扭住當下發展穩定的問題展開改革大動作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時代全部活力、生機在於問題的撞擊匯合。問題是改革的契機,改革都因問題倒逼而生,問題是發展的潛力,問題通過改革變成發展的成果、社會的福利。
當前改什麼,哪些是急迫的選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已謀劃清晰的路線圖、時間表、任務書,各個地方、各個部門改革切入點就是本地方本部門本單位各種問題存在點。
必須以正在做的事件為中心,解發展之難,除穩定之憂。當下全社會最關注的有幾個突出問題,比如解決“人到哪裡去了”的問題。湖南是人口大省、勞動力資源大省,工業化、城鎮化處於快速發展階段,為什麼普遍出現“招工難”與“就業難”並存之怪象,其中問題之一是倒逼我們“深化教育綜合改革”。過去多少年我們盲目擴招升本,培養了一批不適用不管用的勞動者,適應經濟轉型升級,必須構建以就業為導向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重視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使人崗相適、人業相適,破解社會就業難和企業用工難。同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就業門檻,讓勞動大軍輕鬆進入創業就業行列,說不定在這支熙熙攘攘的隊伍中多少年后再現“馬雲”“梁穩根”們。再比如要解決“錢到哪裡去了”的問題,湖南去年GDP2萬多億元,年末各項存款余額近3萬億元,民間游資數額巨大,社會整體不差錢,但為什麼中小企業普遍融資難、融資貴,還有點亂?必須反思和改革現有金融體制,包括有序發展民辦合作金融、互聯網金融,通過鯰魚效應和鹿狼博弈,推動金融創新。還有解決“地往哪裡去了”的問題,湖南人均土地資源少,工業化城鎮化用地需求大,每年用地缺口在10萬畝以上,政府、企業、開發區嗷嗷要地,必須通過改革解決土地集約節約使用問題,確保耕地紅線不破,確保建設用地不少。
就業、社保、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千難萬難,都要通過改革去解決。當下我們既要清醒談“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大方向、大目標,不走邪路,更要務實啃“問題”,緊緊扭住時代呈現色彩斑斕、層出不窮的問題不放,務求改革大成效,不走空路。
改革怎麼動——堅持改革的時空觀,改革政策操作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
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變化發展的,時間、空間是物質存在的形式。指導和推動改革必須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
從時間縱向看,穿越歷史的時空隧道,我們會發現,過去正確的可能今天要改,今天適用的可能明天要變。所謂“逝者如斯”“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所謂“春雨春風有時好,春雨春風有時惡,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春雨春風既是催生花開的條件,又是導致花落的原因。
從空間橫向看,外地管用的改革本地可能部分適用部分不適用,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對別人的經驗,學習借鑒可以,照抄照搬不行。
從三維空間看,必須把時代要求、國情省情、人民意願結合起來進行“三維打印”,從立體坐標中尋找撬動難題的支點。
我們以新中國成立至今的三輪大的土地制度改革作為案例,來知曉改革的時空觀,來詮釋為什麼要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指導推進改革。
大陸解放初期的土改,斗地主分田地,解決土地少數人私有的問題,使耕者有其田,把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大大解放農業生產力。其后經歷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土地集體所有,實行“一大二公”和平均主義,農民生產積極性和農業勞動生產率受到損害。
改革開放初期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實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解決大鍋飯和產權不明晰問題,又一次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加上科技應用於農業,極大解放了農業生產力,產權制度改革由農村擴大到城市。
當下有人稱為第三次土地改革,政策思路是適應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大潮流,通過明晰和用好用活農村土地“三權”,即明確土地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民個人承包權、放活市場主體經營權,使沉睡的土地資源變成活躍的財富資產,推動土地使用向大戶、能手和合作社、農場集中,向更高效率邁進,農民可以入股分紅,同時打工兼業,成為有產的新式農民,或向城鎮轉移就業。
三次大的土地制度創新,土地由集中(地主)——分散(農民)——再集中(合作社、人民公社)——再分散(聯產承包)——又集中(公司、大戶、能手),所謂否定之否定,仿佛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但每次都是在揚棄提升、在前進變革,其核心是把土地財富之母與勞動財富之父的關系不斷調整優化,既解放土地又解放勞動力,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使生產關系更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
“世易事異,事異備變”“明者因時而變”“智者隨事而制”,這種不斷地變就是“順乎天應乎人”的革命,它告訴我們改革永遠在路上,路永遠是新的。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
(《新湘評論》2014年第24期)
(《新湘評論》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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