証言篇：“撫順奇跡”薪火相傳

　　戰后，一批日本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洗心革面、懺悔罪行，創造了“撫順奇跡”。日本一批進步人士繼承了他們的衣缽，將“撫順奇跡”發揚光大，推動中日和平友好。

　　1950年7月，被扣押在蘇聯西伯利亞的969名日本戰犯被引渡到中國境內。63年后的2013年夏天，“撫順奇跡繼承會”的成員們和“再生的大地”合唱團團員們一行20余人訪問綏芬河時，當年撫順戰犯管理所前來接收戰犯的趙毓英女士陪同考察。趙女士當時是一位年輕漂亮的護士，如今雖已年過八旬，仍能精神矍鑠地回憶起當年的場景：

　　當時，那些日本人盡管十分憔悴，但聽火車上的俄國人一直在說“回家，回家”，欣喜地以為能夠順利地回到日本。但當得知到達的是中國的綏芬河時簡直要發瘋了——他們十分害怕在中國受刑，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回國。其實，趙女士自己也不開心，她每每想到自己要作為護士照顧這些侵略者時，內心就十分憤懣，卻不得不服從上級的命令。

　　在此后6年時間裡，這些戰犯們通過思想改造，發誓要為自己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向中國人民謝罪而從“鬼”變成了“人”。這種轉變被當時一同收容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末代皇帝溥儀稱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於是便有了“撫順奇跡”一詞。

　　“奇跡”在詞典中意為“超出常識之外的事”。我們所說的“撫順奇跡”包含兩層含義：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常識”就是在天皇制的軍國主義教育之下“把普通的‘人’變成‘鬼’”，並將那些“鬼”稱為愛國者﹔而在撫順則完全顛倒了過來，戰犯們由“鬼”變回了“人”，在靈魂上實現了徹底改造。對於中國人來說，“常識”就是對侵略者殘暴行徑的無比憤怒和憎恨，但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員卻克服了內心的糾結和痛苦，對戰犯執行人道主義政策。這兩者合在一起就是“撫順奇跡”的內涵。

　　在撫順實現了徹底改造的原戰犯們被釋放歸國后，以深刻反省侵略戰爭罪責、推進中日友好為目標，組織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編譯者注：以下簡稱“中歸聯”），與在太原接受改造回國的原戰犯們戮力同心，將這一目標視為余生奮斗的事業。當年歸國之際，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員曾贈與他們牽牛花種子，他們歸國之后反省罪責、揭露暴行的一言一行就像這些種子一樣，在日本大地開出了美麗的花朵。這不啻為超越了國境和民族差異的人類財富，也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譜寫的一曲情理兼備的人類贊歌。

　　撫順戰犯歸國之時，日本正處於冷戰體制之下，因此他們也被視為“受紅色政權洗腦的中共爪牙”，遭受種種偏見、回避甚至迫害。與此同時，原來的甲級戰犯嫌疑人（編譯者注：岸信介）卻成為了首相。在那樣的政治社會形勢下，“中歸聯”的成員們依然堅決揭露日軍在中國的侵略暴行，如編寫了《三光——日本戰犯侵華罪行自述》等書籍，並在全國持續開展巡回演講。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的組織一度分裂，直到1986年才得以恢復。我們這一代人的學生時代，中日就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也一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因此根本無法想象在那之前他們的斗爭是多麼艱苦。我認為，把這稱作“第三奇跡”也不為過。

　　從日本當今的政治社會狀況來看，否認戰爭責任、抹殺侵略歷史的認識越來越有市場。即便是冷戰時代至1972年那段日本敵視中國時期，都不曾有過當今這樣如此嚴重的公然否認歷史的風潮。如此這般倒行逆施，既是中日友好的絆腳石，也是我們繼承和發揚以認真反省歷史、推動中日和平友好為要旨的“撫順奇跡”精神的最大障礙。跨越障礙、克服危機，必須依靠我們的團結努力。隨著“中歸聯”成員們陸續離世，我們“繼承”的方法也要作出改變。

　　除參加“撫順奇跡繼承會”的活動外，我目前的主要精力集中於“再生的大地”合唱團的歌曲演唱推廣上。我深知，我們在如今的日本社會裡是少數派，我們要意識到自身力量的微薄，更要以自己的方式，將那些哪怕只是略微理解、支持這種精神和活動的人們聚集起來，以藝術表演的形式繼承“撫順奇跡”的精神。我們的心願就是再也不要制造將“人”變成“鬼”的殘酷戰爭，再也不能讓日本成為傷害鄰國的國家，我們決心把對和平與安寧的祈望世世代代傳遞下去。

　　當下，不喜歡中國的日本人已佔到93%（編譯者注：日本民間非營利組織“言論NPO”2014年的中日關系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對中國的印象，認為“不好”和“總體來說不太好”的日本人共佔93%），在這種環境下傳播“中日友好”的觀念好像越來越難了。但是我們要看到，也有70%的日本人認為中日關系很重要（編譯者注：上述調查結果顯示，日本人中認為中日關系“重要”和“比較重要”的共佔70%）。因此，困難只是暫時的，這種93%對7%的反差對比一定會逐步扭轉過來，我們正一步一步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但是，“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在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人心不安、政局不穩定等各種情況錯綜復雜，我們也要充分考慮到當局通過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轉移國內矛盾的活動可能會變本加厲，造成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受到不當言行的蠱惑。其中，不僅是歷史教科書、學校教育，政治家、媒體等也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們那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舉動，就是要拼命抵抗這一股逆流。同時，我們也期待中國能夠更多講述於兩國友好有益的歷史，希望更多地普及“撫順奇跡”那樣的人道主義寬容精神，希望中國不僅告訴人們日本的侵略歷史，也告訴人們諸如在撫順和太原改造日本戰犯以及在方正縣為日本人修建慰靈碑等史實。

　　中日兩國人民之間溫情的交流（我將此稱為“仁情”）才是中日友好的土壤，並會結出友誼的果實，諸如四川大地震和東日本大地震時兩國國民之間的相互援助等。正因為看到了這些，我才不會對中日友好的未來感到悲觀。跟大家一樣，我們都渴望中日關系中這一時的危機早日過去。

　　（作者為日本中央大學名譽教授、日本“撫順奇跡繼承會”會長、“再生的大地”合唱團團長，顏牛編譯、步平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