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代廉吏於成龍為鏡鑒

編者按：不久前，省委書記王儒林深入呂梁市調研，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弘揚我國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的重要指示，深入推進山西的反腐倡廉建設。通過在“天下廉吏第一”於成龍故鄉的詳細考察，王儒林同志指出：“我們要高度重視、深入挖掘、大力弘揚於成龍廉政文化，以古代廉吏於成龍為鑒，不斷提高拒腐防變能力，推進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這為我們鑒古以資今，營造弊革風清、干事創業的社會政治生態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此，本期特刊發此文，以資學習。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借鑒我國歷史上國家治理的經驗教訓，指出：“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於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通過認真學習研究，筆者以為清初政治家於成龍的為政思想、從政實踐及其體現的廉政文化的豐富內涵，正是對以上重要歷史啟示的生動詮釋。

一、誠心實政、敢於擔當的為政態度

清順治18年（1661年），已44歲的於成龍以“揭選”（抽簽）的形式，走上了清初社會政治舞台。在這之前的40多年裡，作為一介布衣的於成龍，與廣大民眾共同經歷了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血雨腥風。他自幼過著艱苦的耕讀生活，對傳統文化有系統學習，明崇禎12年取得“副貢”資格。長期社會動蕩和下層社會的磨煉，尤其是對明末社會黑暗，統治集團在全面腐敗中走向全面腐朽，最終在農民大起義的風暴中覆滅的時代劇變，有著親身經歷和深刻思考，從而使他的思想能關注社會蒼生，推崇經世致用，具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這為他以后的從政奠定了堅實的民本價值觀基礎。

於成龍的官民觀、政績觀以及廉政觀，是以“忠君愛民”為核心的封建社會政治倫理為支撐的。在於成龍看來，忠君必然體現為愛民，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是一致的。作為州縣“親民之官”，在羅城知縣任上，他給廣西巡撫的建議書中指出：“貪酷者，害民害政之本”﹔“殃民者，莫若衙蠹”。“敉寧（穩定）地方之要，莫若安民﹔而安民之法，必以肅清吏治為先務。吏得其人而潔己愛民，則弭盜固圉，省刑息訟，興利除弊，諸務皆舉”。強調正確處理官民關系，“官之於民，猶父之於子也。父不慈則子不孝，官不清則民不良”。作為督撫的“治官之官”，在兩江總督任上，他要求官員重官德、養廉恥，從“誠”字出發，以實心行實政，對百姓“必時其飲食，體其寒暖，事事發於至誠﹔規其飢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偽。蓋無偽則有實心……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件便民好事，以為得意，亦市名（作秀）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秉持知行合一的從政理念，於成龍在24年的官宦生涯中，無論官職大小，面對何事何人，隻要是符民意、順民心、關切民生利益的事，都能從強烈的責任感出發，敢於直面突出矛盾，敢於觸及難點熱點，敢為別人所不願為不敢為，做到實心實意、立說立行，心無羈絆、全力以赴。其誠心實政、敢於擔當的為政態度突出鮮明，一以貫之。而這種堅持在理念與行為割裂、對上與對下錯位的封建官場，既使他飽嘗了宦海冷暖，也升華了人生境界，充分體現了他勤政愛民、一身浩然正氣的清官風范。

於成龍的初任是廣西羅城知縣。羅城當時作為經濟社會落后的民族地區，又飽經20年戰爭摧殘。因局勢未穩，盜賊橫行，之前的兩任知縣一個被殺、一個逃亡，再派的不敢赴任。整個縣境荒草蔽野，劫后余生的百姓避居岩谷，縣城一片廢墟，隻有居民六家、草房數間，縣衙也是三間破茅屋。險惡的環境加之水土不服、語言不通、缺乏基本生存條件，隨他先后來到的九名隨從四死五逃。困境中的於成龍置生死榮辱於度外，蓬頭赤腳與各民族群眾打成一片，緊緊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針對殺掠成風的社會治安問題，針對地方勢力挑動民族仇殺、抗命不尊的問題，針對發展經濟中的諸多熱點難點問題，敢於動真碰硬，大刀闊斧地推出了一系列整頓治安、恢復生產、減輕群眾負擔的有力舉措。羅城境內安定后，又著力於解決鄰縣豪強經常入境搶掠的突出問題。在報請柳州府遲遲無果的情況下，他從“身為父母而可使子女遭殃乎”的責任感出發，甘冒觸犯清廷法令“未奉命而專征”為不赦之罪的后果，決心“奮不顧身，為民而死”，既組織鄉民練兵，又大造聲勢，聲稱要親率征討。在強力震懾下，鄰縣豪強隻得前來“乞恩講和”，退還擄走的丁口耕牛，保証再不犯界。從而又為社會治理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三年時間，就使廣西遭戰爭摧殘最重的羅城縣，呈現了“時和年豐、官民親睦”的新氣象，被樹為全省治理的唯一樣板縣。

在於成龍的從政實踐中，做到誠心實政，必須具有敢於擔當的勇氣和開拓創新的魄力，這在因循塞職、麻木不仁的封建官場尤顯難能可貴。在清初社會，官員尤其是漢族官員想做事、能做事的環境十分惡劣，而清廷政治上的強化束縛、經濟上的竭澤而漁，加之政策的嚴重缺失和抵牾，往往成為地方治理難有作為的根本原因。如“未奉命而專征”是殺頭的罪名即屬此類。這個事例也說明，對有位就要有為的於成龍來說，治理地方、改善民生，既是他全力以赴的使命，也具有極大的政治風險。面對責任和風險，於成龍總是從造福社會蒼生出發，凡認准了的，就不計個人榮辱毀譽，積極建言，大膽突破，重實際、講真話，求實效、抓落實，即使逾越朝廷規矩、獲罪上司也在所不辭，始終保持了一種銳意進取的精神狀態。

康熙6年，於成龍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四川素稱“天府之國”，但此時作為四川戰亂的重災區，由於眾多人口死傷逃亡，造成大量良田棄荒，合州加上3個屬縣，合計人口隻有100余戶。如何召集流民以恢復生產、發展經濟，這在當時社會是具有普遍性的難點問題。於成龍目睹地方荒殘，確定以“招民墾荒為急務”。為了解決流民招不來和留不住的突出矛盾，於成龍殫精竭慮深入調研，確定從產權問題入手，首創推行了對無主的房屋田產“凡一插佔即為己業，后亦不得爭論”的政策，先於清廷康熙22年頒布的“禁止原主認業”法令15年。在實際工作中，他親自為新附居民區劃田畝、分配牛隻籽種，使合州迅速出現了流民集聚、安居樂業的新局面。

康熙17年，於成龍升任福建按察使。上任伊始，即從解決熱點問題入手，做了許多得民心穩人心的工作，生動表現了他剛直不阿、為民請命的精神。當時清廷為對付台灣抗清勢力實行了嚴格的“海禁”政策，駐閩的滿族王公和將軍不顧連年兵禍、民不聊生的實際，對眾多迫於生計下海的漁民動輒興起大獄，凡下海者一律以“通海”罪問斬。於成龍接手后，在查閱已核准的案卷時，發現“通海”罪每案被擬處死刑的就達幾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婦女兒童。面對成案，於成龍決心重審，對善意勸阻他的下屬說，皇天在上，人命至重，豈能因獄既成而可不慎！為此，他面對王公將軍們據理力爭，堅持自己的主張，最終在他的主持下，使所有上千百姓免遭殺戮而獲釋，貧困者還發給路費。

任直隸巡撫和兩江總督期間，在人才建設問題上，基於自已的深切體會，他對清廷嚴苛的干部選拔制度（即考成制，其中有官員考核一票否決的規定）提出異議，認為不利於吏治建設和人才選拔，造成“問其官則席不暇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使然也”，使“遠大之器，困於百裡，深為可惜！”為此，他多次上疏康熙帝舉薦人才，請求破格擢用，使不少清廉有為的基層官員得到提拔重用。正是由於他具有求真務實、敢擔風險的為政膽識，勇於突破各種不切實際、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使他在各地的從政實踐中不同凡響而多有建樹，最終得到康熙帝的器重，從而在封建官場政治中不被湮沒而終成一代名臣。

二、廉潔刻苦、正以率下的人格風范

廉政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源遠流長。《周禮》就提出對官員的考核“六計”：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說官員必須具備善良、能干、敬業、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方面均冠以“廉”字，即以廉為本。清廉作為官員必備的政治品德，對於成龍來說，可謂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是他最顯著因而也最感染人的特征。他曾在羅城、合州等當時最艱苦的地方任基層官員，也曾在直隸、兩江等當時最繁華富庶的地方做“封疆大吏”，但刻苦廉潔的生活作風始終如一。

在羅城，他蓬頭赤腳或布衣草鞋，把自己融入當地民眾之中。個人生活是“日食一餐或兩餐，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民禮。夜晚酒一壺，值錢四文，並無小菜，也不用筷箸”。雖嗜好飲酒，卻常常連四文酒錢也沒有。一首自嘲的《無酒》詩真實展現了他的艱苦生活：

一夜一壺酒，床頭已乏錢。強欲禁酤我，通宵竟不眠！

康熙2年秋，於成龍作為工作人員前往省會桂林參與“鄉試”科考大典，他隻身一人穿著破舊的官袍前往，其“敝衣垢縷”的形象，在“美服盛飾，兼從姣好”的州縣官中顯得格外寒酸，竟受到同僚的奚落。康熙6年秋，他離開羅城遠赴合州任，窘迫到沒有赴任的路費。臨別羅城時，出現了百姓“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十裡，哭而還”的感人情景。到合州后，為了“廣為招徠”恢復生產，他先從解決群眾負擔太重的問題入手。有衙役到民間索要鮮魚供廚，他當即以“竭澤而漁”的典故批評道:百姓脂膏已竭，不關心他們噓寒問暖，反倒關心魚，還能得到“魚”乎！為避免擾民，他規定州衙內不得吃魚，並免去按規定配備的儀仗騶從，出行時隻以一仆一馬相隨。康熙8年，於成龍升任湖廣黃州府同知，13年又升任知府，雖然環境改善了，地位提高了，但他勉勵自己要“益勵前操，至死不變”。面對戰亂動蕩和水旱頻繁造成的頻頻飢荒，於成龍總是晝思夜省，憂心如焚，除迅速上疏請蠲請賑為民請命外，還諄諄勸導富戶“大施側隱”，解囊相助。自己則率先垂范，常年以粗糠野菜裹腹，把薪俸和半數口糧救濟災民，甚至焦急無措時把僅剩的一匹騎乘的騾子，也換了十余兩白銀救濟災民。為了度過荒年，他把老家人度荒時用糠做的“炒面”（吃時加水成粥狀，黃州人稱之為“糠粥”）推行當地，不僅自己吃，還要求富戶食用，並以之待客，“客雖不堪，勉強餐之”。有一富戶不願吃，他斥責道：“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汝便不堪食此？吾他日過汝家，若未設此粥，吾罰汝賑飢！”為此，當地群眾歌頌道：要得清廉分數足，唯學於公食糠粥。康熙18年夏末，於成龍擢升福建布政使。在任內，他掌管著全省巨額錢糧和軍餉，為整治貪污浪費、效率底下等積弊，他創新制度、加強管理、注重教育並以身作則，過著缺錢少米、“終日一食”的生活，而把薪資用於收養一群孤兒。為了自勵勵人，他撰寫了一幅楹聯懸挂於署衙正堂：

盈千累萬，盡是朝廷正賦﹔倘有侵欺，誰替你披枷戴鎖？

一絲半毫，無非百姓脂膏﹔不加軫惜，怎饒得男盜女娼！

康熙19年和21年，於成龍先后任直隸巡撫和兩江總督。居封疆之位，他依然是“布衣蔬食，半茹糠秕”, “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因之被江南民眾稱呼為“於青菜”。這種獨立特行的人格魅力，對端正當地社會風氣，尤其是約束社會上層的奢靡之風發揮了積極作用。據當時罷相在江寧（南京）居住的熊賜履記載，當於成龍任兩江總督的消息傳出后，江寧市場上粗布價格驟然上漲，“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堊（豪宅的裝修），至有驚恐喘臥不能出戶者。長千、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游樂之地一旦闃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竄。蓋公（於成龍）未入境，江淮間已大改觀矣……公之歿也（康熙23年4月18日），予以一瓣香哭公於喪次（去世次日）。仰瞻幾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故衣破靴，外無長物”。

三、勵精圖治、興利除弊的治吏嚴師

康熙時期是清朝統治的奠基時期。然而，由於封建社會的腐朽性及統治階級的貪婪性，使清王朝定鼎之初就出現了嚴重的吏治腐敗，各種社會矛盾也在激化。康熙19年，歷時八年平定“三藩之亂”的軍事斗爭即將取得全面勝利，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既把統一台灣提上議事日程，同時把“澄述吏治、安定民生”作為治理天下的中心要務。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清正廉潔、勤政愛民的於成龍就被其選樹為刷新吏治的一面旗幟“以風有位”（表率群臣）。康熙19年和21年，康熙帝先后“簡任”（皇帝提名）於成龍為直隸巡撫和兩江總督。直隸亦稱京畿，所謂“首善之區”﹔兩江轄江蘇、江西、安徽三省，是當時全國最大行政區域和經濟文化發達地區。正是在康熙的寄重下，年逾花甲的於成龍以其崇高的社會名望、豐富的施政經驗、正以率下的一貫作風，鞠躬盡瘁肩起皇上托付的“艱大之任”。

總督、巡撫所謂封疆大吏，亦稱“治官之官”，即承擔著從嚴治吏的主體責任。在任基層“親民之官”時，於成龍就屢屢向上司建言，強調統治者要時刻以“察吏安民為念”，“以一夫不獲曰予之辜，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為保邦致政之本”。此時的於成龍身膺重寄，必然把身體力行康熙“澄述吏治、安定民生”的治國方略，貫徹到他“察吏安民”的施政實踐中。任職黃州時為治理盜患，他的內衣裡有個布袋專放盜賊名單，升任巡撫時部下說可以去掉了，他幽默地回答，“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肖之官吏，未可去也！”康熙19年前后，直隸多地發生了嚴重的水旱災害。於成龍赴任后，即深入災區組織抗災賑災，並結合救災了解民情、考察官員，旗幟鮮明地向各屬申明自己的履任，將“倦倦以驅除貪吏、拯救民生為務”，圍繞察吏安民的主題，雷厲風行地在全省發出了嚴禁送禮、嚴查劣員、嚴禁奢靡、嚴禁火耗、嚴禁賭博、嚴禁嫖娼、嚴禁侵冒賑災糧款、嚴禁旗人買漢民為奴等一系列檄文。期間，先后彈劾罷免了貪官青縣知縣，通報了向他“公然開具手本（禮單）呈送中秋節禮”的大名知縣，嚴厲申飭各級官員不得利用節令“私相饋送”和賄賂京官的“過路送禮”。

康熙21年，於成龍任兩江總督。下車伊始，即從調查研究入手問政於民：一是微服私訪社情民意，由於傳聞他常常微服私訪，貪官污吏“日數十驚，見白髯偉驅者輒心膽落”﹔二是總督府“重門洞開”，反映問題的官員和平民可“直入寢室”，隨時聽取群眾意見﹔三是鑒於“兩江幅員遼闊，一時耳目難周”，直接發文三省所有府、州、縣廣泛征集意見。其語言堪為今日改文風之借鑒：“凡地方官政民情，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利於官而不便於民﹔或利所當興，慮阻撓於勢要﹔或弊所當革，苦積習之因循，其最關民瘼、安上全下事宜，該府暨州縣務須明白指陳，徑行（直接）詳報。本部院虛衷採擇，極力奉行。毋得假公濟私、舍大言小、浮詞摭拾，徒煩披閱，並不許由司、道、府轉詳（轉交），致滋格礙”。隨著情況的掌握，於成龍痛感兩江地區“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他迅速理清思路，推出舉措，以“興利除弊”總攬全局，“振綱飭紀、移風易俗”兩手並舉，把治理腐敗和改善民生作為兩大著力點。在頒布的《興利除弊約》中，他開宗明義突出反腐倡廉，仍把“嚴禁饋送”作為首要內容，其辭風格犀利，直面問題：“從來寡所用斯廉所取，未有用之極繁多而取之能廉潔者也。本部院訪得兩江官員專事彌縫、唯尚交際，司、道、廳，府、州、縣，生辰、節令，到任署印、卸印，自上而下無不遞相饋送，視地方大小區別差等，盈千累萬，目為舊規。於是，官評之賢否，吏治之勤拙，俱不可問！且此等饋送不出於錢糧之加征、火耗，則出於詞訟之婪取、贓私。以小民之膏血供多官之結納，民生何以得遂，物力何以得阜也？本部院下車，以清介自持，誓不受屬員一毫之饋送！”從“朝廷設官皆為治民，而親民者莫若州縣”的認識出發，他特地制定了《示親民官自省六戒》，重點對州縣基層官員提出了勤撫恤、絕賄賂、慎刑法、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等六項基本要求。

在高度責任感驅使下，於成龍以年邁之軀依然保持了銳意進取的精神狀態，圍繞興利除弊、察吏安民，他夙興夜寐、不遺余力，“凡所興罷，次第舉行”，充分顯示了他舉輕若重、言出法隨的施政風格。同時，堅持正面教育為主，舉優劾貪，寬嚴並用，又充分展現了他舉輕若重的工作方法。時人評論他：“愛民如慈母，察吏如嚴師……下車之日，屬僚凜凜，人不自保。而公則先以寬大示之，謂前此劣跡，各宜痛自湔洗﹔今后官箴，慎勿再蹈前轍。倘有敗檢（敗露），白簡（彈劾）無私，莫冀姑息也。屬吏又喜出望外，然已不寒而栗，由是轉貪官為廉能、化酷吏為循良者甚眾”。在封建時代，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貴在得人。對於成龍矢心吏治整頓，使直隸和兩江出現“官吏望風改操”的績效，康熙大為首肯，稱贊其“寬嚴並濟，人所難學”，慨嘆“朕獨不得盡如於卿者而用之爾，寧憂百姓哉！”於成龍逝世后，康熙帝親自派員致祭並題寫碑文，祭文中盛贊於成龍在直隸“撫字唯勤，苞苴（賄賂）盡絕”﹔在兩江“馭下則大革貪風，勵已則寒同儒素”。御制碑文稱：“爾於成龍秉心朴直，蒞事忠勤，而考其生平，廉為尤著。以故累加特擢，皆朕親裁。蓋拔自庶官之中，洊受節鉞之任，爾能堅守夙操，無間初衷……朕俯合輿情，褒載勁節，既考名符實，謚曰‘清端’”。同年11月，康熙帝南巡到江寧，通過“博採輿評”，充分肯定“於成龍居官清正，為古今廉吏第一！”

通過以上敘述，可以看到，正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於成龍以個人具備的特質適應了時代的需求，以知行統一的理想追求，以在羅城、黃州、福建三次被舉“卓異”（明清兩朝考核地方官員的典制，三年一次全國“大計”中清廉和才能優異者）的業績，堪為“人臣之標准”、吏者之楷模。其勤政愛民、清正廉潔的民本思想和從政實踐，為我們黨強化宗旨意識和從嚴治吏，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廉政文化，激發廣大干部黨員改革創新、勇於擔當的新時期精神，都提供了歷史文化相契合的映照，具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永恆價值。

（作者系省委前進雜志社社長、總編輯） 

（山西《前進》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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