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種“動人”之才

人有才，可動人。但“動人”之才，並非都值得稱道。相反，有了才，愈“動人”，愈可怕。這樣的才，往往是小人之才。

小人之才，往往以一己之私或一己野心為軸心，使出渾身解數，上下翻騰，可以黑白顛倒，指鹿為馬。這樣的“才”，常有“創意”在其間。具有這樣“才”的人，史上即便沒有“傳記”，也會有“兼記”。趙高，就是這樣一個小人。

趙高，司馬遷的《史記》中並未有專篇記載，但在《李斯列傳》和《秦始皇本紀》中，仍可清晰地看到他的所作所為。可以說，秦二世胡亥命運的浮沉，是浮也趙高、沉也趙高。

本來，秦始皇死后是把皇位傳給其長子扶蘇的。但趙高發動沙丘政變，與丞相李斯合謀偽造詔書，逼皇長子扶蘇自殺，另立皇幼子胡亥為帝。於是，胡亥從眾兄弟中“浮”起來了，被稱為秦二世。

按照秦始皇的如意算盤和說法：“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對此，趙高並不以為然。他有自己“欲為亂”的“大志”，也想登上權力的頂峰。為此，他將自己的“才”發揮到極致，並不斷有所“突破”。

譬如，對“朕”這個詞，大家共認的，朕即“我”意。正如《爾雅·釋詁》所講：“朕，身也。”即便嬴政成為始皇后，自稱“朕”，也只是皇帝的一個專用詞。可趙高為架空二世，掌握實權，就在“朕”字上大做文章。他對二世說：“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史記·李斯列傳》）意思是說，朕當如“神”，隻能讓人聞其聲，不能讓人見其容。這就隔絕了秦二世與群臣的聯系，他自己便可以任意胡為了。

再如，為使自己對人的“欲加罪”變為“自認罪”，他在以卑鄙手段，誣丞相李斯與其子有“謀反罪”並將其下獄后，先是靠自己的“才”，創出“囚安得上書”的理論，不准看守官員將李斯上奏給皇帝的申訴上報﹔繼之又動用自己的“才”，讓自己的親信去冒充“御史”、“謁者”、“侍中”，即監察人員、皇帝的近侍、皇帝左右的親信去提審李斯，隻要李斯如實申訴，就變本加厲地折磨他。所以，當秦二世真派人復驗時，此時的李斯已被整得服服帖帖了，隻有“自認罪”的份了。

還如，自己欲為亂，又怕群臣不聽，就放膽用自己的“才”，設圈驗意：大庭廣眾之下，持鹿獻於二世，聲稱：“馬也。”二世不信：明明是鹿，怎麼稱馬？“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之左右，各有所說。結果，實言以鹿者，被趙高治罪﹔阿言以馬者，被趙高視為“知己”加以重用。自此，趙高的“才”讓滿朝大臣都看到了其中的“厲害”：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海瑞在《乞治黨邪言官疏》中曾言：“小人非才不能動人，小人非才不能亂國。”斯言誠哉！至少，這個說法在趙高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由此，更使人明白，看人，不能隻重其“才”，不問其“德”。隻重“才”者，不僅會被此“才”所誤，還會被此“才”所殺。

還要看到，小人的“動人”之才，打動的常常是虛榮的心。倘若胡亥掌權之后，雖“未必盡通諸事”，卻不恥下問，虛心求教﹔雖“遣舉有不當者”，卻不怕“見短於大臣”，也不致被打動到“居禁中”，讓人不熟悉、不了解、不知情，卻讓人崇拜之、神化之、“稱聖主”。

小人的“動人”之才雖無甚新意，卻有一定市場，其原因，就在於“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眾”（林逋：《省心錄》）。這種“詐而巧”，猶如趙高對“朕”的“創新”之解，頗能迷住人之眼，糊住人之心，以至使人信之、往之﹔聽之、從之。

小人的“動人”之才雖能動人之心，卻難動所有人之心。這是因為，這種人的表演實在並不高明，且有一定軌跡可循。這，隻要看看生活這本教科書，便一清二楚：小人奉上，常常是諂、是媚，決不會是忠、是敬﹔待下，往往是傲、是慢，決不會是謙、是和﹔指事是蒙、是誣，決不會是清、是實﹔見過是推、是飾，決不會是擔、是改。如此之“才”，安能動所有人之心。

當然，最須提防的，是有的以深情之色，善言你優﹔以厚貌之情，善誦你杰，且一本正經、一絲不苟，讓你覺得他的真誠，使你對他的話深信不疑，絲毫不覺是捧、是諛。這，的確須三思：自己真這麼優、這麼杰、這麼值得贊美嗎？古有言：“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奸黠者也。”（袁採：《袁氏世范》）這話值得記取。

（《黨支部書記》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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