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危機與中國在非洲的軟實力建設

埃博拉疫情是2014年全球公共衛生領域最引人矚目的熱點。疫情從最初遠在非洲一隅，不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局部問題演變為拉響全球警報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並且事實上已經超越了公共衛生事件本身，演化為一場影響到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安全等諸多方面的危機，在將錯綜復雜、此消彼長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卷入其中的同時，也折射出各國在非洲借助政治、經濟、外交等手段施加軟實力影響的博弈。

埃博拉疫情的肆虐

至2014年11月，本輪埃博拉疫情經歷了蔓延—趨緩—反彈—緩和四個階段。疫情於2013年12月首先在幾內亞南部一個村庄中爆發，此后迅速蔓延至數百公裡外的首都科納克裡及鄰國利比裡亞和塞拉利昂。在相關衛生部門的努力下，疫情在2014年4月中旬至5月底曾出現過放緩趨勢，然而很快病毒又開始了新一輪反扑，且持續惡化。8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將這輪疫情爆發確定為“國際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隨之，全球及區域性、次區域性國際組織，主要國家行為體均加大了關注及援助力度。在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和嚴防死守下，疫情於10月底出現逆拐點，呈現出緩和跡象，之前的重災區利比裡亞也於11月13日宣布解除實施了三個月的國家緊急狀態令。盡管如此，疫情的發展仍不容樂觀，截至11月19日，感染、疑似病例達到15145人，死亡5420例。

一、本次疫情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

其一，醫療衛生體系不健全。此次處於疫情重災區的幾內亞、塞拉利昂和利比裡亞三國均位於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列，貧困導致上述國家衛生條件落后，醫療防控和救治體系十分脆弱。醫療物資儲備和人力資源的嚴重不足，使得很多治療機構人滿為患，無法收治新的病人。醫務人員身兼數職，在缺少防護設備的條件下長期超負荷運轉，生命受到威脅，而醫護人員的不斷感染死亡又加劇了這一狀況。加之民眾平均受教育水平較低，缺乏最基本的醫學常識和自我防范意識，防治運動的開展和衛生意識的提高非常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杜絕傳染病的流行，而一旦疫情爆發更是難以得到及時有效的控制。

其二，一些傳統宗教、文化觀念和風俗加速了疫情蔓延。盡管受殖民宗主國文化的影響，非洲國家普遍信仰基督教或伊斯蘭教，但非洲傳統宗教仍然在社會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非洲傳統宗教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通過信仰治療，除鬼降魔，從而達到祛病救人的目的。在利比裡亞和塞拉利昂的教堂，一些神職人員宣稱，教堂能夠治愈埃博拉病毒。在這一觀念影響下，埃博拉患者不相信醫院和醫生，而是相信教堂，從而延誤了治療。西非很多地區的傳統葬禮習俗中，親屬要觸摸尸體並停尸數天，而此時正是埃博拉病毒傳染性最強的時段，據悉，幾內亞60%的埃博拉患者都是參加葬禮而感染的。非洲人喜食野生動物的習慣也增加了病毒感染的幾率。

其三，國際社會對疫情的反應滯后。本次埃博拉疫情迅猛程度及復雜程度史無前例，單靠受災國家自己的力量很難對抗疫情，需要國際社會合作應對。然而，在疫情爆發的最初階段，主要國際組織並沒有及時做出反應，“無國界醫生”組織和國際紅十字會等非政府組織成為了當時救援的主體。直到第729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死亡后，世界衛生組織才在7月31日啟動了埃博拉疫情應急反應強化計劃，這是世衛組織首次將西非地區的埃博拉疫情提升到需要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高度，而此時距離疫情爆發已經過去了七個月，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機已經錯過，隨后世衛組織承認西非地區的埃博拉疫情規模被“嚴重低估”。

二、疫情對非洲乃至全球的影響

埃博拉病毒的蔓延不僅僅是一場非洲局部地區的公共健康危機，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控制，其影響還可以波及到疫情爆發區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引發經濟、社會、人道主義災難，甚至使全球安全受到威脅。

首當其沖受到疫情影響的是西非地區的經濟。疫情爆發后，西非國家紛紛關閉邊境口岸，泛非及國際多家航空公司先后取消了往來疫區的航班，納米比亞、贊比亞、肯尼亞、南非等國限制來自疫區的人員入境，美國、法國、德國等多個國家發布旅行警告。重重禁令在疫情發生地與其他國家之間筑起“圍牆”，給雙邊經貿發展、人員往來帶來障礙。疫區國家受到負面影響、資金流入大量減少的同時，還需要投入大量財力物力對抗疫情，這勢必給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大壓力。過去的幾年中，西非的經濟發展令人矚目：2013年，西共體國家以6.3%的經濟增長率領跑非洲。但受到疫情影響，根據世界銀行2014年10月的估算，塞拉利昂、利比裡亞和幾內亞2014年的經濟增長將分別由此前預期的11.5%、5.9%和4.5%降至7%、2.5%和3.5%，這三個國家2014年的經濟損失總額將達到3.59億美元。若疫情繼續蔓延至其他國家，其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將達數十億美元。總之，如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時控制，那麼它所產生的連鎖反應對西非經濟的打擊將是十分嚴重的，而且，埃博拉疫情在影響上述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將給整個非洲大陸投下陰影。

其次，疫情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疫區多家收治過量埃博拉病人的醫院的醫務人員因為在缺乏防護的情況下低薪超負荷工作而舉行罷工。一些診所由於擔心接收到埃博拉患者會引起其他病人和醫療人員不滿而不再對外開放，拒收任何新病人，醫療機構的關閉導致大量普通患者也無法就醫，從而引發醫患糾紛。一些隔離區內的民眾因生活用品短缺、物價上漲而怨聲載道。上千名兒童失去單親或雙親，從而淪為“埃博拉孤兒”。疫情還引發了通貨膨脹、食品短缺等次生危機，造成市場混亂。

其三，疫情的影響不僅限於西非，隨著全球關聯性增強，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成為一座不受外界影響的孤島。2014年9月30日，美國本土確認了首例埃博拉患者，這是埃博拉病毒自1976年被發現以來第一次走出非洲，隨后，位於歐、亞兩洲的西班牙、印度也於10月、11月相繼出現疫情。這種曾經被認為是“黑非洲特產”的傳染病如今已成為關乎全球每個國家和地區安危的“國際傳染病”。此外，雖然主疫區仍然遠在西部非洲，但東、南非洲的旅游業業已受到重創﹔尼日利亞北部的恐怖主義本來就陰雲不散，如果埃博拉疫情失控，恐怖分子會趁勢更加肆無忌憚，從而給全世界帶來安全隱患﹔在疫情控制之前，各國來自西非的進口礦產將驟減乃至暫停﹔疫情使得西非可可豆減產，嚴重影響了國際巧克力供應。

埃博拉危機與中國在非洲的軟實力建設

病毒沒有國界，特別是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傳染病的聯防聯控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之一。國際社會通力合作抗擊本次疫情的戰役，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考驗大國責任擔當的試金石，從而“對決”出各國軟實力的高下。

一、國際社會在疫情中的軟實力之爭

本次疫情中，國際社會的援助主要體現在提供醫療物資和醫護人員、資金支持以及疫苗研發三個方面。在疫情爆發初期，國際社會並未予以足夠重視，美國、埃及、日本等國的醫務人員還在第一時間撤離了疫區，參與救援的大多是非政府組織的成員。中國是最早參與埃博拉救治工作和提供物資援助的國家，中國援非醫療隊的醫生始終堅守一線，幾內亞首都第一例埃博拉患者就是由中國援非醫療隊的醫生接診的。自8月初開始，在援非醫療隊的留守基礎上，中國又向三國陸續派出多批公共衛生專家以及進行一線防控和救護援助的短期醫療隊進行增援。4月和8月，中國還兩次向疫區三國及幾內亞比紹提供了總價值為3400萬元人民幣（約合554萬美元）的人道主義物資援助。相比之下，國際上大批人員與資金援助是在8月底至9月，隨著疫情的不斷擴大及其全球性影響的逐漸顯現才開始到位和兌現的，而此時，事實上已錯過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時機。大批人力、物資姍姍來遲，特別是一些之前反應漠然的國家這個時候卻高調出鏡，不斷提升援助力度。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瑞士、日本、中國等多國也紛紛加快了疫苗研發的進程。在全球向西非提供人道主義聲援的同時，各國也在借機悄無聲息地進行著一場軟實力比拼，爭奪聲譽紅利的暗戰，而中國在這場戰役中始終發揮主動性，盡顯大國責任的擔當。截至11月20日，中國已分四批向疫區國家提供了總價值為7.5億元人民幣（約合1.2億美元）的援助，成為累計向非洲提供援助批次及金額最多的國家之一﹔累計派出近450名醫務人員參加一線救治﹔為疫區國家援建了生物試驗室和治療中心﹔並幫助周邊十國降低疫情輸入性風險，推進中非公共衛生的長遠合作。

二、中國在埃博拉危機中軟實力建設的經驗及啟示

近年來中非關系持續升溫，中國在走進非洲的同時，由於“動了西方的奶酪”也飽受非議，而在這場埃博拉危機中，中國的作為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積極評價，也為中國在非洲進行軟實力建設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及啟示。

其一，軟實力的建設需要有硬實力作為依托和基礎。軟實力作為一種影響力、吸引力和感召力，需要硬實力的支撐。隻有依托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由此而帶動的政治、軍事、科技實力的提升，軟實力建設才能得以實現和增強。在本次中國抗埃援助中，如果沒有國內強大的財政支持、完善的傳染病防控救治能力建設、先進的病毒檢疫檢測技術，以及遠程物資運輸能力的保証等，就很難實現富有成效的援助。同理而言，在目前國際社會埃博拉藥物和疫苗研發的競爭中，誰率先掌握了核心技術，誰就佔有了先機和主動。

其二，軟實力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項長期、系統的工程。此次中國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反應、快速出擊，是源於中國幾十年如一日對非醫療援助的積澱。事實上，中國對非洲的醫療援助最早始於1963年中國向阿爾及利亞派出的第一支援非醫療隊。51年來，中國向非洲51個國家和地區派遣了約2萬多人次醫護人員，救治了數以億計的非洲病人，成為中國對非援助中開展時間最長，涉及國家最多，成效最為顯著的王牌項目，被非洲媒體稱為“默默送了半個世紀的禮物”。軟實力建設並非如經貿合作一樣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感情的培養、文化的交流都需要持之以恆的積累和努力，本次疫情中各國對中國的褒獎也並非僅僅針對一時一事，這其中也包含了對中國幾十年如一日幫助完善非洲醫療衛生體系，致力於建立受援國管控疫情的公共衛生長效機制的肯定。

其三，軟實力建設要強化優勢，有的放矢。文化、意識形態和外交政策是軟實力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事實上，中國在非洲的軟實力建設尚處於起步階段，文化軟實力更是中國在非軟實力建設中的一塊短板。中國在非洲軟實力建設的優勢更多地體現於中國對非政策的吸引力方面，也就是外交政策中，其中對非醫療外交作為公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最見成效，最具影響力的。特別是在全球矚目的重大公共事件中，發揮自身軟實力中的比較優勢，而且以更具靈活度，更有針對性的方式實施（如本次疫情中首次派出公共衛生專家和短期醫療隊）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其四，軟實力建設要有通盤的戰略考量，統一規劃，統籌協調。本次醫療外交的成功還勝在政府與民間、政府各部門與衛生系統各部門的統籌協調、密切配合上，正是各個環節的暢通無阻保障了人員、物資的快速到位。而從整體看，中國公共外交的資源整合程度還普遍較低，缺乏一個統一的組織協調機構，戰略布局也亟待完善。

其五，軟實力建設需要加強與媒體的溝通，構建傳播的平台。長期以來中非合作中詬病最多的就是走進非洲的中國企業，存在勞資糾紛、人權問題、環保問題、雇工問題等諸多話題。而事實上，大多數中國企業不僅能夠做到遵紀守法，而且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但中國人相對低調和內斂的性格使得這些行為往往缺乏宣傳的渠道，讓一些流言誹謗長期得不到澄清。在本次疫情中，身處疫區的多家中國公司，如華為幾內亞辦事處、承接幾內亞最大水電項目的中國水利電力公司等都採取了涵蓋當地雇員的各種防范措施，為當地員工講解防護知識。在外國公司紛紛撤離或擱置在建項目的情況下，中國港灣工程公司仍堅守幾內亞，在給予疫區人民以心理支持的同時，克服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按時完成科納克裡集裝箱碼頭的擴建項目。在利比裡亞的中資企業積極參與埃博拉治療中心的建設。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如果能加強與當地媒體的溝通，將這些行動與舉措公布於眾，無疑是讓國際輿論關於中國企業利益當先，無視人權等論調不攻自破的最佳時機和途徑。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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