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政治安全形勢的新變化與區域合作的發展

近年來，亞太地區在世界格局中的戰略地位不斷提升，地區內的力量結構也發生了一些新變化。伴隨著地區內國家之間利益關系的調整，地區出現了一些不穩定與不確定因素，其安全形勢與未來發展已成為國際社會備受關注的焦點，區域合作也在地區政治安全因素的影響下，出現了陣營化和碎片化的趨勢。剛剛在北京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不僅為區域合作提供了強有力的戰略指引，也將對亞太安全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形勢變化的特點

一、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形勢的變化具有明顯的時空特征

從時間特征上看，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形勢的變化，正值發生在亞洲區域一體化進程快速發展之時。在冷戰結束后不到20年的時間裡，亞洲先后實現了東盟的擴大以及建立了10+1、10+3、10+6等多種合作機制，亞洲國家之間初步建立起了日益緊密的政治經濟關系。如在地區政治方面，2005年開始成立並正式運轉的東亞峰會，標志著東亞乃至整個亞洲的一體化進程得到進一步的夯實，而2008年《東盟憲章》的生效更是為東盟共同體的建設提供了法律依據。在經濟領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已於2010年正式全面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就是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美國提出了以“重返亞太”為目標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從而引發地區政治安全形勢發生新的變化。

從空間特征上看，對亞洲的控制是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一個日益整合的亞洲對美國而言不管將來是否排斥美國，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前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凱利曾明確表示：美國的亞太戰略利益是長期和一貫的，甚至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明顯一致，即美國治下的“和平與安全，獲得該地區的商業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權力量或聯盟的崛起”。[1]很顯然，美國既想享受亞太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實惠，又無法接受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超越自己、挑戰其世界霸權。而以《東盟憲章》的生效和“東亞峰會”機制的運行為標志，東亞地區主義的快速成長，對美國的全球戰略來說無疑也是一種挑戰，這是它決定推動亞洲秩序重構和轉型的內在動力。因此，所謂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形勢的變化，更多的是體現在亞洲，其焦點也就在東亞。

二、冷戰思維是導致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形勢惡化的思想根源

美國是冷戰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其冷戰思維不僅延續了整個冷戰時期，在冷戰結束后的亞太地區仍一直延續著。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曾在冷戰剛剛結束后發表了《美國在冷戰后世界的作用》一文，認為“美國人需要一個敵國，以給外交政策帶來焦點和連續性”。[2]可見，冷戰思維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對美國來說不僅僅是歷史慣性思維的延續，而是出於戰略上的現實需求。尤其是以推行“重返亞太”或亞太“再平衡”名義來強化其在亞洲軍事同盟的做法，不僅導致亞洲原有的地區矛盾被進一步激化，也深刻影響著亞洲的一體化進程﹔不僅使中俄等亞太地區深受冷戰之苦的大國對美國的言行深感費解和疑惑，也導致亞洲國家之間相互對立，彼此失和。

三、缺乏互信是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形勢變化的內在因素

冷戰后，亞洲經濟快速增長，但經濟實力的增強並沒有給亞洲國家帶來應有的國際地位。從區域內部上看，亞洲國家之間存在較為復雜的內部矛盾。這些矛盾相互交織，成為影響亞太內部安全和政治互信的內在因素。而從外部層面上看，在各國不斷追求其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大國間的相互博弈以及大國對中小國家的肆意拉攏和挑唆，使得本身脆弱的亞洲各國之間一直沒能建立起正常的互信關系。

應該承認，亞太地區幾乎具備了所有導致國際關系趨於摩擦和對立的因素。這其中既有經濟實力變更所帶來的疑慮和恐懼，也有因文化與心理的差異而產生的錯覺﹔既有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而導致的不信任，也有因地理位置鄰近產生的競爭關系以及由安全困境所激發的不確定感。因此，盡管亞太地區在政治安全方面存在各種錯綜復雜的問題，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地區內國家之間在互信上的嚴重欠缺。

推動亞太區域合作的基本要件

一、互信是推動亞太區域合作的基本前提

應該看到，目前亞太地區無論是在各國的政界、軍界還是學術界都存在“亞太安全存在諸多變數”的論斷。顯然，這種擔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亞太地區缺少最起碼的信任與理解。毋庸諱言，亞太各國都有自己的戰略訴求和發展藍圖，但地區內如果連最起碼的信任都做不到，那麼區域合作就不可能穩定地向前發展。然而，增強地區內的互信是一項龐雜的系統工程，它不僅包括政府層面，也包括企業、民間層面。因此，在保持各國領導人和政府層面的協商與合作的基礎上，推動和強化企業與民間的互動與交流對於增強國家間的互信至關重要。

二、互利是確保區域合作發展的關鍵

在國家戰略的構成要素中，利益是第一要素，它決定國家的政策取向。但一個國家的戰略利益又可以區分為不同層次，這其中必然與其他有關國家產生交集，成為 “共同利益”，這是推動國際關系向前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亞太地區在能源、環保等諸多全球性課題領域都存在共同利益以及繼續深化合作的潛能與空間。當然也不可否認，在共同利益的背后也存在利益沖突，但由於亞太地區仍處於經濟上升期，市場空間廣闊、各國之間經濟互補性很強，如果各方都能以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目標，妥善處理分歧，在共同利益的推動下，區域合作就會朝著更深、更廣的領域發展。尤其是東亞地區，區域合作更容易在“和”的理念之上形成共識，原因是與美歐國家對中國的狐疑態度相比，東亞的政治家較為容易理解東方民族“和”的思想，也深諳“和為貴”、“和而不同”、“家和萬事興”的協作精神。

推動亞太區域合作的方法與途徑

推動亞太區域合作符合當代國際關系發展的潮流，也是地區發展的客觀要求。為有效應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挑戰，各國首先應該從戰略高度來認識當前的國際形勢，找到區域合作的切入點，化解安全困境，按照建立信任措施的基本路徑，推動區域合作穩步發展。

一、從戰略高度來認識亞太區域合作問題

目前，亞太地區最突出的問題仍然是和平與發展問題。前者側重傳統的地區政治安全，而后者則是更多地體現在經濟社會進步及如何應對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在這兩大問題領域下，亞太地區的矛盾既有地區經濟利益沖突特點，也有地緣戰略控制的特征。尤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區域內各國都希望能夠通過不斷地完善機制，開展務實的合作。因此，目前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形勢正處於分化與合作兩股力量的角力之中。亞太地區到底會朝哪個方向發展，這取決於亞太各國遵循什麼樣的合作理念來加以推動。有鑒於此，地區內各國都有必要用戰略分析的視角來認識區域合作問題。

戰略分析是一個利益權衡的過程，它首先要解決的是各國在參與國際合作中的“判斷”和“定位”問題，即“我是誰”、“ 他是誰”，“ 我要做什麼”，“ 他要做什麼”以及“ 別人怎麼看”、“ 別人怎麼做”等等。在合作中，區域內各國可根據自身的戰略目標設定不同的合作框架與領域，避免合作陷入僵局，從而構建一個動態的國際關系體系。這不僅可使一些中小國家避免因與大國之間的同盟關系對其本國利益造成損害，也可以避免地區內的冷戰思維左右其戰略調整的空間﹔不僅能夠把具體的問題放到更加廣泛的領域來考量，也能夠把各行為體眼前的利益與長遠的利益結合起來﹔不僅可以有效防止突發事件對區域合作造成的沖擊，也可以避免區域合作出現“因小失大”、“得不償失”的后果。從當前亞太地區所面臨的各種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上看，戰略分析有必要成為今后指導亞太區域合作的最高理念。

二、增進大國間的協調與合作,推動建立亞太新秩序

大國關系是亞太地區安全穩定的基石，它決定著亞太安全的基本走勢，也是決定亞太區域合作能否繼續推進的主要因素。大國之間保持溝通，既可以消除彼此間的誤解和對立，又可以使區域內的其他國家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本國的經濟建設和區域發展中來。因此，中、美、俄作為亞太地區三個大國，在維護地區安全穩定、實現合作共贏方面都負有更大責任。要充分認識到，亞太地區擁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地區大國隻有摒棄冷戰思維，在涉及地區安全與穩定的重大問題上相互尊重各方的合理關切，理性處理立場差異和利益紛爭，堅持相向而行，形成良性互動，協力打造公正合理的地區新秩序，才能不負時代重托和歷史使命為本地區乃至全人類的進步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三、以非傳統安全合作為切入點,推動亞太區域合作步入良性發展軌道

我們應該看到，在傳統的地區政治及軍事安全問題之外，亞太地區還面臨的另一個安全問題便是來自非傳統安全領域。正如加拿大國防部長彼得•麥凱在2012年的香格裡拉對話會議上所言：“雖然世界各地仍可見區域和國與國之間的敵對狀態，但最常見也最令人擔憂的挑戰實際上並非來自國家，也與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威脅大相徑庭。”[3]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亞太地區更需要加強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這不僅是因為與全球其他地區相比，亞太地區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具有多樣性、高發性以及與地區政治安全問題的緊密關聯性等特點，更是由於與傳統安全相比非傳統安全不會導致安全困境。[4]從目前來看，亞太地區的非傳統安全合作有著巨大的合作空間與歷史性機遇，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目前亞太各國對於加強區域內的非傳統安全合作都表現出強烈的合作願望。這一點無論在2011年日本發生的“3•11”大地震,還是在2013年菲律賓發生的“海燕”超強台風中都有所體現。尤其在2014年3月8日發生的馬來西亞航班（MH370）失蹤事件后，亞太地區幾乎所有國家都參與了搜救行動，有的國家甚至破例開放了自己的領空、動用了最先進的搜救設備和最強的搜救力量。盡管目前馬航失聯客機的有關情況還無法定性，但從此前的搜救過程上看，亞太各國對加強區域內的非傳統安全合作都表現出強烈的合作願望。

二是亞太區域內公共產品的嚴重欠缺。根據聯合國《通向實現聯合國千年宣言目標的路線圖》報告，在全球公共領域需要集中供給公共產品，其中就包括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公共產品等。然而，這種公共產品目前在亞太地區明顯不足，尤其是在當前有些國家政局動蕩以及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地區內各國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預算常常會受到來自國會及在野黨的制約，向非傳統安全領域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在資金的籌措上也比較困難。

三是目前亞太地區有關非傳統安全合作的機制很多，但合作程度普遍不高，很多是帶有論壇性質。這在地區互信程度不高、利益關注差異性較大的情況下，在實際運作中往往又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的沖擊，合作關系也很不穩定，在應對大規模非傳統安全危機時往往有力不從心之感。

四是亞太地區各國都期待大國能夠在地區事務中發揮作用。從近年來亞太地區非傳統安全問題發生發展的趨勢和特點上看，綜合實力強、幅員遼闊的大國在抵御諸如金融危機、地質災害、糧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能力要遠比中小國家強。而在亞太地區的大國中，中、美、俄、澳、日等國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都擁有各自的優勢。尤其是中國，它不僅在地緣上與災害頻發的東亞地區緊密相鄰，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具有綜合性的優勢，也具備向周邊國家實施快速援助以及災后重建的能力，這也是近年來國際社會一致呼吁和期盼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剛剛在北京閉幕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屆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就是以“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為主題。與會各方緊緊圍繞“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 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以及“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建設”三大議題深入交換了意見。無可非議，所謂“共建”，就是尋求合作﹔“伙伴關系”，就是培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而之所以強調“面向未來”，無非是呼吁有關各方能夠立足現實、著眼長遠，用戰略分析的理念來構筑亞太國際關系新格局。

會議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分別會晤了俄、美等亞太地區主要國家領導人，透露出“增強互信、求同存異、自我克制、管控分歧”以及打破大國沖突與對抗的“歷史宿命”、共同塑造亞太新型的大國關系的新內涵。而會議最后通過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宣言》和《亞太經合組織成立25周年聲明》兩份成果文件，明確了亞太地區未來的發展方向、目的和舉措。

除此之外，本次會議還達成了《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全球價值鏈發展合作戰略藍圖》、《亞太經合組織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共識》、《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以及“決定共同應對大規模流行性疾病、恐怖主義、自然災害、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等多項共識。這一系列成果，一方面體現了中國政府作為本次會議的主辦方以及一個負責任大國殫精竭慮的戰略設計。另一方面也在說明，化解安全困境，推動亞太區域合作步入良性的發展軌道更是亞太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共同心聲。它預示著無論目前區域內面臨怎樣的困惑與難題，也無論在未來的合作中出現怎樣的障礙和沖擊，亞太地區最終將步入“以互信求安全”、“ 以互利求合作”以及“以合作謀發展”的正確軌道。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安全環境，也必將通過不斷強化的區域合作才能最終得以實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副研究員，中國APEC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1] 《美國國防部東亞戰略報告》，1995年3月。

[2] 劉文秀、陳紹鋒：《淺析當今美國的冷戰思維》， 載《現代國際關系》，1999年第12期第9-13頁。

[3] 《香格裡拉對話會討論新出現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6/03/c_112104523.htm（上網時間：11月25日）

[4] 於迎麗：《東亞安全的困境與建構中國周邊安全新思路》， 載《遼東學院學報》 ( 社會科學版)，2012年12月，第14卷第 6期，第19頁。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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