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白區工作群眾觀

1937年5月，劉少奇在《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一文中指出：“隻有我們的同志尊重群眾、信任群眾，群眾才會尊重我們、信任我們。”劉少奇在刀光劍影、腥風血雨、白色恐怖的革命戰爭年代裡，創造性地提出了尊重群眾、依靠群眾、信任群眾開展白區工作的群眾觀，鞏固了工會組織、壯大了黨的隊伍，對於我們今天做好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具有重大意義。

在刀光劍影中尊重群眾、維護群眾利益、激發群眾熱情，聯合漢冶萍工會點燃安源火種

1922年8月，劉少奇從莫斯科回國不久即投身於中國工人運動，先后參加領導安源工人大罷工、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和收回漢口英租界斗爭，他深入群眾、發動群眾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為領導黨的白區地下斗爭、推動早期黨的建設和中國革命發展建立了不朽功勛。

1922年7月，劉少奇回到湖南長沙，將中共“二大”文件轉交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毛澤東，隨后前往江西萍鄉安源路礦協助李立三領導工人運動。他先后擔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窿外主任、主任、總主任，在歷次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斗爭中挺身而出，為工人群眾爭取了權利。劉少奇在安源大力發展黨團組織，創辦了安源礦區黨校，大量培訓工人骨干和青年學生積極分子，使安源黨組織得到迅速發展，黨員人數佔當時全國三分之一，贏得了“小莫斯科”美譽。

劉少奇領導安源工人運動時注重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制度，通過召開黨組織民主生活會統一思想認識、純潔黨員隊伍。特別是他在黨支部民主生活會上，帶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做法，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成立消費合作社。1922年9月，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勝利后，為了籌集工會活動經費，為職工謀取福利，以增強工會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劉少奇提議成立安源工人消費合作社，以發行內部股票的形式募集合作社基金，成為中國第一支紅色股票。1923年8月，安源消費合作社已發展3家商店，經營管理人員達40多人，到1924年12月，合作社基金達28300余元，在劉少奇提議下，安源消費合作社印發了中共歷史上最早的地方貨幣。

籌建工人俱樂部。1923年8月16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換屆，李立三調中共中央工作，劉少奇當選為俱樂部總主任。為了使工人俱樂部有一個活動場所，劉少奇帶頭並發動工人捐款，主持修建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禮堂，以豐富工人群眾的文化生活，增強工會凝聚力。

劉少奇在安源創造性地提出了工人俱樂部的機構設置和管理辦法，採取十人組團為基本單位，從工班作業組十位工人中選舉產生一名工人代表，再從百名工人中選舉產生十名工人代表，再從千名工人中選舉產生百名工人代表﹔自下而上組成百代表會議，再由百代表會議選舉產生總主任，窿外主任、窿內主任、路局主任各一人，形成了工會組織最早的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辦事機構。

創辦文化補習班。安源路礦是洋務運動的產物，也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標志，當時有產業工人一萬三千余人，但“不識字者佔四分之一”。為了提高工人階級覺悟，劉少奇從1923年開始，在安源創辦了7所工人夜校、5個工人讀書室、1個工人圖書館。除了路礦工人以外，還吸收了700余名子弟入學，大大提高了工人及其家屬、子弟的文化素質和政治覺悟。1924年8月，漢冶萍公司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安源召開，劉少奇當選為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組成的漢冶萍工會委員長。

在腥風血雨裡依靠群眾，發揮工會作用、凝聚工人力量，指揮鄂、粵、滬開展工人運動

1925年春，劉少奇離開安源來到廣州，著手進行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籌備工作。5月1日至7日，由中華海員工會聯合會、漢冶萍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發起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了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並正式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林偉民當選為委員長，劉少奇當選為副委員長。從此，劉少奇行走在珠江、長江、黃浦江的風口浪尖，先后領導了著名的“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收回漢口英租界”等工人運動，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在工人群眾中樹立了崇高威望，逐步成為全國工運領袖。

領導五卅運動。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發了大規模的產業工人反帝大罷工，遭到了軍警的暴力鎮壓，史稱“五卅慘案”。受全國總工會委托，劉少奇於6月初赴上海籌建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擔任上海總工會總務科主任，負責日常工作，參與領導了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大罷工。在領導上海工人罷工斗爭中，劉少奇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斗爭策略。同李立三、劉華（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一起，深入工廠、碼頭、車站、租界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及時指導工人的罷工斗爭。為了粉碎敵人從內部瓦解工會的陰謀手段，劉少奇抓緊工人群眾的思想教育，十分重視基層工會組織建設。隨著斗爭的發展，上海總工會雖然遭受帝國主義及軍閥買辦資產階級的威脅，由於組織嚴密，反而使斗爭力量日益增強，共有三十多萬產業工人參加了罷工斗爭。劉少奇依靠工人階級骨干力量，以上海工商業聯合會為組織形式，執行“民族的各階級的聯合戰線”的斗爭策略，掀起了沉重打擊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的大革命高潮。鄧中夏贊揚劉少奇“是我們工人階級最奮發、最勇敢的一位戰士。”

指揮省港罷工。1926年初，因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林偉民患病不能工作，由劉少奇代理全總委員長，負責在廣州籌備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並與鄧中夏、蘇兆征等一起領導省港大罷工。省港大罷工持續了七八個月，有幾百個單位、幾十萬人參加。針對罷工隊伍內部出現的紀律渙散、各行其是、派系紛爭的現象，劉少奇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推動各行各業工人大聯合。他多次指出：工人階級聯合有四個政治步驟，一是精神的聯合，二是物質的聯合，三是行動的聯合，四是組織的聯合。革命的工作就是聯合的工作，聯合成功即革命成功。為了加強工人群眾的團結和聯合，劉少奇先后主持成立了廣東省濟難總會、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香港青年工人大會、省港女工大會，一再強調“趕快聯合，緊密團結。”

收回武漢租界。1927年1月3日，英國水兵在漢口殺害我無辜同胞。當時，湖北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在漢口召開，主持大會的劉少奇和李立三得知消息后，立即動員全體與會代表聲討英帝國主義的暴行，積極參與到反帝大同盟的斗爭洪流中，並於當晚發表《為反對英水兵慘殺同胞通電》，提出了請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六項要求和實行抵制英貨、封鎖英租界五項辦法，立刻得到了國民的回應。

英帝國主義的暴行激起了長期積壓在武漢人民心中的熊熊怒火。在劉少奇、李立三的領導下，湖北省總工會和各行業工會紛紛發表通電，揭露英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號召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為收回漢口英租界而斗爭。１月５日，在劉少奇、李立三帶領下，武漢全城舉行罷工、罷市、罷課，漢口濟生三馬路舉行了30萬人參加的反英示威大會和示威大游行。工人糾察隊率先沖進租界，迅速拆除阻攔游行隊伍的沙包、電網組成的防御工事。隨后，群眾沖進英租界，包圍了巡捕房和工部局辦公樓，驅逐了租界內的巡捕。憤怒的群眾登上了英國人辦公樓頂，扯下英國國旗。租界內的英國官員和巡捕、水兵紛紛逃往長江邊上的英國軍艦躲避。在社會各界的支持配合下，中國人民一舉收回了被英帝國主義霸佔60多年的漢口租界，這是近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反帝斗爭史上的一次重大勝利。

在白色恐怖下信任群眾，發展黨的組織、積蓄黨的力量，領導黑、吉、遼堅持白區斗爭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組織從公開到隱蔽，黨的工作轉入地下，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兩條戰線上的斗爭：一條戰線是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建立紅色革命根據地﹔另一條戰線是在國民黨統治區開展秘密工作，發展黨的地下組織。劉少奇穿梭於白區斗爭的明槍暗箭之中，為黨的建設出生入死、除舊布新。

上海滬東區委書記。中共順直省委自1927年8月1日在天津成立起，就存在“極端民主化”“鬧經濟主義”等問題，致使順直省委工作處於癱瘓狀態。為了盡快扭轉局面，1928年7月22日，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會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代行順直省委職權，赴天津解決“順直問題”。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劉少奇在缺席會議的情況下，當選為中共中央審查委員會書記。12月下旬，劉少奇和陳潭秋一起主持召開順直省委擴大會議，通過了《順直黨的政治任務決議案》《順直黨務問題決議案》，會上恢復了順直省委職權，改組了省委常委，統一了黨內認識，至此“順直”問題得到基本解決。192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劉少奇調上海工作。1928年冬至1929年春，劉少奇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書記，他講究策略、抓住時機開展工作，有力推動了中國工人運動蓬勃發展。

1929年春季的一天，上海老怡和紗廠突然以節約能源為借口，取消蒸飯制度，工人得知消息后非常氣憤，以消極怠工表示反抗，怠工的風潮迅速擴大。劉少奇及時主持召開區委會議，認真研究如何把工人的自發斗爭轉變為黨的領導,引導斗爭向有利方向發展。劉少奇在區委會上的精辟論述，使大家統一了認識，明確了斗爭的目的、策略、口號和方式。合法談判在進行，罷工斗爭在擴大，廠方在“兩手”夾攻中，終於達成了協議，同意恢復蒸飯，而且在協議書上還寫上一條廠方不能因工人怠工而借口開除工人。

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28年底，管轄黑、吉、遼、冀、蒙的中共第三、四屆滿洲省委機關相繼遭到嚴重破壞，省委班子成員多數被捕，使大東北地區黨的工作陷於癱瘓狀態。中央巡視員謝覺哉向中央建議：“滿洲黨需要一個有本事的領導者，首先做點斬除荊棘的墾荒工作，經過相當時日，不難有很好的成績出來”。1929年6月4日，中央採納了謝覺哉的意見，劉少奇臨危受命，接替陳為人擔任第五屆滿洲省委書記。7月14日劉少奇化名趙子琪，同妻子何寶珍一起來到奉天（今沈陽），三天后與中共滿洲省委接上關系。為了盡快打開滿洲工作新局面，劉少奇將恢復和整頓滿洲各級黨團組織作為首要任務，在重建后的省委班子中，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內部團結，健全規章制度，恢復黨團組織生活﹔選拔優秀干部充實各級黨組織。在劉少奇的艱辛努力下，滿洲省委由原來“異常脆弱”變得逐步堅強起來，省委的凝聚力與戰斗力大大提高，為黨領導東北革命斗爭提供了組織保証。1929年10月，劉少奇創辦了中共滿洲省委機關刊《政治通訊》。在劉少奇的領導下，到1930年3月底，滿洲省委配備了5名委員，下轄宣傳、組織兩個工作部門及職工、軍事、少數民族三個專門委員會，使組織機構日臻完備。地方組織有哈爾濱特委及大連、撫順等10個特支，共30個支部和206名黨員。

劉少奇同志擔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期間，曾兩次到哈爾濱巡視工作，並領導了中東路工人運動，使哈爾濱的革命活動和工人運動出現了高潮。同年3月底，劉少奇離開哈爾濱去上海，並向中共中央提交了3萬余字的《關於中東路工人斗爭的總結報告》。

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1935年12月19日，為了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劉少奇再一次臨危受命，來到天津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當時，劉少奇以南開大學“周教授”的身份為掩護，成功領導了北方局和天津市的抗日救亡運動，發展了黨組織，壯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在此寫出了許多指導黨在白區斗爭的論著。劉少奇在這裡重新組建了北方局（原北方局與河北省委是一套班子）。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長。劉少奇根據中央精神和北方各省的具體情況，批判和糾正了“左”傾路線錯誤，從理論上、政策上、工作方式上為北方局黨組織指明了方向。

1936年5月28日，在劉少奇領導下，天津數千名學生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反日大游行，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到1936年底，北方局的黨員由原來的幾十人發展到四百多人，成為我黨在華北地區領導抗日救亡運動的骨干力量。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間，為端正黨的政治路線、發展壯大黨的組織、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出了歷史性貢獻。1936年10月，劉少奇再次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對劉少奇在北方局的工作給予了很高評價：“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即劉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轉變。”“這些主要轉變，足以奠定勝利的基礎，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

1937年7月16日，為了加強對華北地區抗日戰爭的領導，中央再次任命劉少奇為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在白區，先后使用過劉湘、劉祥、仲篪、王啟、趙子琪、趙啟等40多個化名。劉少奇堅持“防御為主、長期隱蔽、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指導恢復黨在白區遭到嚴重破壞的組織活動，被譽為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和“白區工作一針見血的醫生”。

（作者系劉少奇同志紀念館館長、劉少奇故裡管理局局長）

（《新湘評論》2014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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