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PEC主導權之爭?

中美領導人於2014年11月份在北京APEC會議期間會晤，不可避免被認作是中國爭奪亞太地區領導權的分水嶺。很多分析家認為，未來的亞太秩序將表現為中國主導地區經濟關系，而美國主導安全秩序。13年前中國在上海主辦APEC會議時，還沒有加入WTO，對外貿易額甚至都比不上東盟。十多年來，中國大大深化了與地區內國家的經濟聯系，成為很多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和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而且有可能於北京APEC會議后在購買力平價意義上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從戰略思維上看，美國難以接受中國主導地區經濟格局，更不會允許在西太平洋的東亞區域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經濟權勢，為此勢必提升其亞太地區盟友、准盟友的地位。從中國的角度講，過去長期存在的對美關系重中之重已經有所淡化，中國國家利益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為雙邊關系的中美關系權重，中國對外戰略越來越注重拓展與其他國家的關系，特別是中國周邊關系。中美雙方都在爭取更多的朋友，對未來地區秩序發展而言，中美雙方在APEC中的政經實力走勢至關重要。

APEC的性質及其全球地位

歐洲聯合曾長期被當作地區一體化的典范，也刺激了其他地區的經濟一體化。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國看到歐洲聯合將更具自主性，為此鼓勵澳大利亞、日本倡議的亞太聯合。對澳大利亞來說，東北亞的日本、韓國長期是其最大貿易伙伴，而日本的太平洋共同體夢想存在了幾十年。建立一個橫跨太平洋的組織，更有利於幾方協調關系。但最終由於東盟的存在，APEC建立之初就懷有東亞的特色，而不是歐洲的風格。APEC並不是如同歐盟那樣有嚴格條約義務的組織，而是一個大家庭，基於共同協商基礎上的貿易自由化推進器。

大多數學者認為，APEC的發展歷程可以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界劃分前后三個階段，即1997年前高速發展階段，1997—2008年消沉階段和2008年以后的再度發力。[1]第一個階段的主要推動力是美國，1993年克林頓參加在西雅圖召開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國會的通過，鼓吹亞太經濟一體化。隨后在1994年的印度尼西亞茂物會議上，提出了日后十分著名的遠景目標，即發達國家於2010年、發展中國家於2020年實現貿易自由化。不過，這類目標很快由於東亞金融危機中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無所作為而迅速調整，東亞國家開始走上聯合自強的道路，出現了以東盟為核心的“東盟+”區域合作模式。中國率先於2002年與東盟達成中國—東盟自貿區，隨后日本也開始推進雙邊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相比之下，APEC逐漸邊緣化。

盡管如此，APEC的地位依然不可小覷。從區域經濟一體化模式看，APEC的眾多成員十分熟悉東盟的運作方式，即將協商一致的非正式制度建設作為各方謀求經濟合作的主要手段，尊重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國特性，並不強求遵循硬規則。同時，無論從GDP比重、人口規模還是區域內貿易來看，APEC都是全球領先的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目前，21個APEC成員佔全球GDP的55%、全球貿易的44%[2]，人口約佔全球的40%，其中勞動力人口佔46%。[3]如果單純算貨物貿易，最近兩年APEC佔全球份額達到45%，相比於1992年的40%有了較大進展。APEC的特點是進口額佔全球比例高於出口額3%左右，這可能表示APEC作為消費市場的重要性更突出。[4]此外，APEC有十個成員也是二十國集團成員，APEC內部就全球治理問題形成共識，有助於二十國集團推進全球治理。

中美在APEC的政經實力對比

APEC對中美兩國都意義重大。據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提供的數據，美國前15大貨物出口市場中有9個是APEC經濟體。而中國商務部提供的數據則表明，中國十大貿易伙伴中有8個來自APEC。中美兩國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自由化程度都很高，貿易都在各自經濟總量中佔比較重，特別是中國高達53.6%，人均貿易量中國隻有美國的五分之一，卻高於中美人均GDP的比例。從貿易結構看，中國的強項是制造業出口，美國的優勢在於貨物進口和服務業出口（參見圖1）。

圖1 中美貿易基本情況（2012年）

    資料來源：WTO

注：進出口和GDP單位為萬億美元，人均貿易額為美元

2013年，中國與APEC成員的貿易額首次超過美國，達到25311億美元，比美國多出1174億美元。而2004年時，中國與APEC成員之間的貿易總額隻有美國的55%。2008年金融危機是中美與APEC關系的一個轉折點，奧巴馬政府的出口翻番策略推動了對APEC成員的出口，但中國與APEC成員的貿易增長態勢仍然快於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APEC對中美而言其重要性都在下降，比如1999年APEC成員曾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75%，佔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64.6%。換句話說，中國當年要比美國更加依賴與APEC成員的貿易。金融危機之后，形勢則轉了，美國要比中國更加依賴與APEC成員的貿易。盡管2013年中國與APEC成員的貿易總額大於美國，但APEC成員佔中國外貿的比重要比美國低大約2%（參見圖2）。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貿易關系早就全球化了，中國現在有更大的外貿戰略空間以及更有談判力的外貿權重去影響APEC的機制建設。

但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中國已經開始主導APEC的貿易關系呢？實際上，雙邊貿易總量佔優並不能說明中國獲得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權，當前國際貿易明顯具有產業鏈特點，在產業鏈上游、終端產品領域具有優勢的國家其話語權更強。就APEC的其余19個經濟體而言，美國仍然在貿易投資領域佔據特定優勢。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RIETI）提供的產業鏈貿易數據計算，按照最終產品在中美市場的貿易額衡量，APEC成員與中美的貿易關系可以大體上分成四類。

第一類，與美國的貿易額顯著高於中國（三倍左右），比如澳大利亞和越南。中國2007年起就是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伙伴，但從最終產品貿易看，美國仍然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國作為出口目的地不足美國的三分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澳大利亞仍然將美國而不是中國視作最重要的貿易伙伴。越南的情況與此類似，2012年越南最終產品向美國出口171億美元，出口到中國的隻有56.6億美元。越南是近些年來承接東亞地區產業轉移的重要國家，越南外貿在2007年加入WTO后有了更快速的發展，但也意味著跨國公司對越南經濟影響力日漸加重。由於零部件貿易最終隻能通過制成品實現運轉，中國對越南經濟話語權的影響力要小於美國。

第二類，與中國（大陸）的最終產品貿易額超過美國，比如韓國、台灣地區以及菲律賓。2009年，韓國最終產品向中國的出口達到235億美元，首次超過對美國出口，2012年差額進一步擴大到84億美元。台灣地區的情況與此類似。2010年，台灣地區最終產品向大陸的出口首次超過對美國出口，差額達到34億美元，2012年進一步擴大到49億美元。菲律賓2011年對華最終產品出口首次產超過對美，2012年差額上升到11億美元。不過，菲律賓是東南亞地區發展中國家唯一的服務業佔主導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菲律賓的外資主要來源於中國香港、美國、日本、新加坡和英國，進入產業領域則是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地產等。對菲律賓來說，全球第三大投資國中國並不太重要。阿基諾政府執行的政策盡管幫助菲律賓實現了外資增長，但其在南海問題上的行為則嚴重妨礙了中菲政治互信，進而影響到雙邊經濟關系。

第三類，對中國出口趨近於美國，如日本、泰國。日本的制成品對華、對美出口差距的縮小始於2000年。1999年，日本最終產品對美國出口是對華出口的11倍多，隨著中國加入WTO，兩者的差距逐步縮小，2004年跌破3倍，2008年跌破2倍，2011年更是縮小至1.1倍。但隨著中日釣魚島爭端波及到經濟關系，以及中國國內經營成本上升迫使日本跨國公司轉向東南亞和南亞，日本制成品對華出口首次下降，2012年比2011年縮減67億美元，而對華出口與對美出口的差額擴大至224億美元。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泰國最終產品對華出口增速遠高於對美出口，2001年對美出口是對華出口的15倍，2007年下降至不足2倍，近幾年更是跌落至1.2倍左右。

第四類，對美國出口依然高於中國，但對美國呈顯著的下降態勢，比如中國香港和新加坡。1996年，新加坡最終產品對美國出口達到了一個高峰，約有124億美元，而2012年不足58億美元，同期中國則從6.5億美元上升至43億美元。香港的情況更為尖銳，美國作為香港最終產品的出口市場，其金額隻有20年前的24%。中國大陸作為香港最終產品出口市場的地位盡管有所下降，但其態勢遠比美國更平緩，從1997年的18億跌落至2012年的16億。中國香港、新加坡的經濟結構更加是金融服務業主導、而非制造業。對於這兩個城市型經濟體而言，中美可能都不需要或者說無法通過制成品貿易來影響其經濟關系。

上述四種類型的經濟關系模式表明，中美各有自己的優勢，但鑒於美國在該地區擁有的盟友、准盟友數量，美國通過運作政治關系影響雙邊貿易的權勢仍然大於中國。美國通過提供安全公共產品，有效降低了東道國的安全防務開支，擴大了軍工產品的貿易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駐軍通過本地消費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另外軍事演習客觀上通過信息共享提升了本地安全治理能力，這些都將促進雙邊經貿關系發展。這意味著安全關系有比應對外部威脅更復雜的政治經濟考量。反過來講，政治關系惡化，則必然波及到經濟。日本、越南等國的例子已經說明，如果不妥善管控政治安全矛盾，雙邊經濟關系的走勢會趨於停止甚至倒退。

如果進一步考慮對外直接投資，那麼中美在APEC的經濟影響力將更加向美國傾斜。比如，以菲律賓為例，盡管中國在菲律賓最終產品出口方面地位高於美國，但推動這種最終產品貿易的還是跨國公司，而菲律賓的外資來源地主要是歐盟、日本和美國，三者加起來超過50%。中國對菲律賓的投資甚至遠低於新加坡對菲投資，自然也就談不上多少影響力。

外資的運營主體主要是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在政治游說、跨國議題討論以及社會責任建設方面具有很強的示范作用。2013年中國吸引的外資隻有美國的66.1%。近些年，中國崛起為對外投資大國，特別是2013年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差距，在APEC21個經濟體中，2013年美國、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分別達到3383億美元和1357億美元，佔整個APEC對外直接投資的36.2%和14.5%，美日兩國控制著APEC對外直接投資的半壁江山。中國以1010億美元位居第三，緊隨其后的俄羅斯、香港分別為949億美元和915億美元，三者佔APEC對外投資總額的30.7%。中國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大大落后於美國意味著中國在上述領域的影響力弱於美國。如果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能夠較快推進，中國通過在美國直接投資設立公司，轉換身份或者獲取技術品牌再度進入第三方市場，將更加有利於創造和推廣中國軟實力。在外資領域，中國要做的工作可能比貿易領域多得多。

提升中國APEC地位的相關建議

美國認為中國的經濟和軍事發展都具有挑戰性，因此提出了“再平衡”的全球戰略來應對地區局勢變革。作為經濟支柱之一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談判受限於國內政治，進展並不順利。與此同時，以東盟為核心，“東盟+6”於2012年開始談判“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這兩種模式對地區一體化進程的目標、自由化范圍內容以及成員數量都不同，但有學者指出，RCEP和TPP是走向以APEC為基礎的亞太自貿區的兩個階段。[5]

中美爭奪APEC領導權的有關爭論應當放置在這類前景中去解決。由於中美明顯不處於同一發展階段，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兩國的互補性遠大於競爭性。中國主要根據自身的發展階段特性，而不是與美國競爭為標杆，制訂在APEC的政策。

中國應區別對待物質性、制度性和觀念性的領導權。美國在APEC的影響力主要來源於物質性因素，特別是國內市場作為APEC成員最終產品出口目的地的地位，這種地位的維持與美國跨國公司在地區內運營所帶去的制度性和觀念性影響密切相關。長期以來，美國政治和跨國經濟精英對什麼是美國國家利益的看法高度吻合，美國和APEC成員經濟關系的深化符合美國政治精英的利益，即一個在貿易和投資方面更加自由化、在知識產權和政府採購方面執行美國標准的地區一體化，將支撐美國的政治影響力。中國政府力量和公司力量在APEC如何促進本國國家利益方面應深入探究。

中美國內政治經濟模式對地區一體化影響有顯著差異。按照WTO提供的2008年數據，在總出口中增加值的外國來源部分，美國佔15%，日本佔19%，而中國高達33%。換句話說，盡管中國目前高居世界出口第一大國位置，但國內增值部分大大少於美國和日本。在全球貿易大國中，隻有德國可能略接近於中國的數據，為28%。因此，中國如果要提升對APEC成員的吸引力，必須要在國內完成更多的價值增值功能，培育更多的跨國公司，以便讓周邊鄰國的跨國資本、技術在更廣闊的地區范圍內整合資源，而不只是在中國的外圍整合資源。簡而言之，中國可以通過在國內政治經濟改革中，進一步延伸價值鏈，在投資進入領域、數據流動和規制協調方面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重視政治安全因素對地區經濟秩序構建的影響。眾所周知，同盟體系是美國維持地區領導力的支柱之一。APEC作為一個經濟組織，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議題並不涉及到安全因素，但是自2001年起，全球恐怖主義已經成為地區內國家共同關注的議題。[6]APEC在提升共識、促進地區內非安全問題解決方面的能力也逐漸提升，比如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等議題近年來成為APEC討論的重點內容。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相互依賴理論認為，總體權力優勢有時並不能轉化為功能性問題領域的權力優勢，兩者往往並不匹配。因此，中國在推進APEC一體化進程時，需注意安全議題的反推效應，安全議題往往能形成共識性意見，帶動經濟議題往前走。另外，也要注意綜合國力強大並不意味著在所有功能性問題領域佔優。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1] C. Fred Bergsten, “Pacific Asia and the Asia Pacific: The Choices for APE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No. PB09-16, July 2009; Tang Guoqiang, “Intoduction,” in Tang Guoqiang and Peter A. Petri, eds., New Direction in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2014, pp.1-8.

[2] Matthew P. Goodman, “U.S. Economic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romoting Grwoth, Rules, and Presence,” in Tang Guoqiang and Peter A. Petri, eds., New Direction in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p.169.

[3] 根據UNCTAD數據計算。

[4] 根據WTO數據計算。

[5] Shujiro Urata, “A Stages Approach to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Pacific: The RCEP, TPP, and FTAAP”, in Tang Guoqiang and Peter A. Petri, eds., New Direction in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pp.119-131.

[6] Thomas F. McLarty III and J. Stapleton Roy, "APEC's Role in Promoting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18 Nov, 2004, A.9.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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