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關系：國際體系博弈格局的動因

中印關系是當代亞洲乃至世界最復雜的雙邊關系之一，因此論者通常也將焦點置於這兩個亞洲大國的雙邊問題上，某些西方媒體和學者更將兩國間存在的一些難解的問題視為“持久的爭斗”，認為兩國走出這種困境的前景是不存在的。雖然雙邊關系確實是中印互動的核心，但由於形勢的發展，特別是中印作為兩個新興的發展中大國，雙方之間的關系又遠遠超出了雙邊范疇。習近平早在2013年就任中國國家元首后首次出席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前夕會見印度記者時就已經指出中印關系的這個特質，意在強調雙方要有更高的戰略眼光。2014年9月，習主席對印度實現國事訪問，期間再次強調了中印關系在國際戰略層面的伙伴關系的重要性，以及兩國要把“發展的伙伴關系”作為兩國關系的重心，顯示中方對這個復雜的雙邊關系已具有新的看法。

中印同為新興大國的身份特征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印兩國有著諸多共同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兩國同為新興大國的身份特征。這個身份特征在21世紀初兩國開始走上快速發展道路之初並沒有清楚地體現，無論是中印本身的能力建設，還是在國際體系中面對重大事務時所擁有的話語權，都沒有表現出類同趨向。這主要是因為，盡管中印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速度相對較快，但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兩國的地位都無突出提升，而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在上述兩方面所擁有的優勢地位看上去亦非常牢固。2001年1月，小布什當選美國總統后，美國國內“新保守主義”思潮一時興起，認為美國的“一超獨強”地位是絕對的。這種念頭驅使美國決策者朝著不清不楚的方向擴張，而中印等發展中國家就算有發展，在美國看來至多也就是一些“新興市場”，可用來接受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產品和資本等。

隨著以中印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的快速發展和美國擴張政策的碰壁挫折，世界體系在過去十多年發生了質的演變，2008年在美國本土首先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成為轉折點。盡管這場危機也拖累發展中大國的增長，但對美國和發達國家的沖擊卻是前所未有的，將導致現行國際體系朝著新的方向博弈，其中的主要角色將因力量對比的變化而產生新的平衡，中印因其新興大國的地位將發揮重要作用。這使得兩國身份特征類同有了新的意義。

中印同為新興大國又因兩國同處亞洲而具特殊意義，預示著國際體系的演變很可能以亞洲的興起為主要特點。所謂國際政治和經濟的重心日益轉向亞洲，承載這種轉移的不正是以中印為代表的亞洲新興國家嗎？而美國在2010年以后所做的重大戰略調整也是以在亞洲進行“再平衡”為主要目標的。這些進程的核心都聚焦在亞洲，這同樣使中印如何互動成為焦點。由於國際關系理論並無解釋身份特征類同的新興大國關系的現成模式，因此指出中印同為新興大國的事實並不表示兩國身份特征類同就一定走向合作，而在政策實踐中，中印關系也確實充滿了不確定的變量。

中印雙邊問題的消極影響

眾所周知，中印間存在歷史遺留問題，其中邊界領土糾紛居核心地位。2003年以來，兩國為解決邊界問題而設立的特別代表會談機制是目前處理該問題的主要模式。此外，為維護邊境地區的穩定與和平，雙方亦設立了解決矛盾分歧的機制。由於雙方的共同努力，邊境地區沒有出現大的問題，盡管雙方甚至連實際控制線的走向都沒有一致的看法。這是兩國體現政治智慧的地方。因為現實的分歧，似乎會成為隨時出現沖突的理由，但事實是雙方在過去的數十年裡成功維持了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而且在邊界問題並沒有解決方案和時間表的情況下，雙方仍然致力於發展兩國關系的其他領域，使中印關系總體上朝積極發展的方向邁進。

在經貿領域，中印兩國的互利互補特點非常明顯。和中印領導人歷年來互訪一樣，習近平主席2014年9月的國事訪問將推動中印雙邊經貿發展作為重點，並取得了新的進展，包括在印度經濟最發達地區設立“中國產業投資園區”、中國承諾未來五年投資200億美元等。這令人想起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設立經濟特區致力於引進發達國家的資金，如今同樣的投資模式卻在新興大國之間上演，顯示了世界格局的深刻變化。印度的莫迪政府帶著選舉大勝的定力，把經濟民生建設視為施政重點，重視與中國的經貿關系發展是題中應有之義，使得中印關系中這個最積極正面的領域有望獲得強大的驅動力。因此，盡管邊界領土糾紛得不到解決終究給兩國關系帶來深刻影響，但雙方的政治智慧決不允許邊界問題阻礙雙方關系的正常發展。這個正常發展既有經貿生意往來，也有文化人文交流，更有地區合作，后者在中印關系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中印都是地區大國，在地區層面“合則兩利”的特征非常明顯。然而由於雙邊問題的存在，地區合作又是中印雙方容易產生猜疑的領域。在南亞，印度擁有相對於其他南亞國家遠為明顯的優勢地位，因此排斥任何外部勢力進入南亞地區成為印度外交的傳統政策。中國雖不是南亞國家，但卻是所有南亞國家的重要鄰國。這個地位決定了中國推行的睦鄰友好政策必然將南亞視為重要周邊。中印因尚未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而產生的信任缺乏令雙方在南亞的合作難以順暢。

在東亞，印度的“東向”政策把亞太地區視為其成長為世界大國的必經之路。因為印度不是亞太國家，所以印度在亞太地區要維護的利益自然很容易導致誤解。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在美日等大國看來，印度在亞太地區獲得的存在是本地區地緣政治格局博弈的結果，因此歡迎印度加入角逐的言論一向不絕於耳。從這點看，有些誤解也未必真的是誤解。莫迪上台后一系列積極的外交出訪，特別是對日本和美國的訪問，都程度不同地在和日美的相關策略“對表”。這必定引起中國的關注。

新形勢下，中印如何在地區層面消除疑慮、加強合作同樣需要政治智慧。習近平在印度期間提出兩國發展戰略對接，中方提出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以及“孟中印緬”次地區合作經濟走廊，這兩大計劃突出了中印地區合作的重要意義。習近平認為中國的倡議與印度的“東向”政策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貫通，有著良好的對接條件。這種以合作求互利的設想對消除猜疑提升互信將起到重要作用。中印之間的這種增信釋疑進程是在邊界問題及其他歷史遺留問題仍然存在的情況下進行的。雙方的政治共識是，雖然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但雙方並不認為隻有所有這些問題都解決了才能增進互信，而是以務實的態度致力於推進正常的國與國關系，在可以合作的領域促進合作，在有分歧的領域建立減少摩擦、維護穩定的機制。應當說，這個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促進國際體系和制度演變的動因

作為新興大國，中印在當今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地位是相似的。雖然兩國的國力差距巨大，但兩國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的現行體系中都處在邊緣地位。對這一點，學界的爭議較大。印度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因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而居於“守成”國家地位，這與中國學者對國際體系的看法不太一樣，很少有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是與發達國家一起主導當今國際體系的。盡管在看法上不完全一致，但兩國在美國主宰的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中都無話語權可言，這個事實還是比較清楚的。因此，中印雙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改革的問題上立場非常相近，即使改革的結果可能使中國和印度的差距有所放大。例如，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重比例的分配上，經過改革，美國的否決權地位仍無改變，但新興大國的權重都得到提升，而中國提升的幅度最大，現已居第三位，僅次於美日﹔印度和巴西等雖有提升，但仍屈居主要西方國家之后。這個現實使某些分析認為，中印等新興大國在改革現行國際體制方面利益並不一致。

應當看到，無論是中國還是印度，都無意挑戰國際體系，都希望充分利用目前的體系中有利於自身發展的規則制度，兩國能成為當今最有代表性的新興大國的現實說明這個立場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國際體系的形成本身是力量對比的產物。由於中印的興起，新的力量對比正在形成，發達國家將首先在經濟總量上相對下降，並隨著新興大國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上升和發達國家自身因過度擴張的政策錯誤，發達國家最終在絕對總量上亦可能出現下降，甚至是大幅度下降。在這種背景下考慮中印等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或可形成新的看法。

其一，中印在目前的國際體系中地位和利益雖有不同，但這種不同並沒有改變兩國相對於發達國家的類似性質，即雙方都是后發國家，都不是主導國際體系的核心國家，也都沒有在制度規則問題上的話語權。由此可以合理推斷，如果現行制度規則不符合兩國的發展需要，則兩國在謀求改革制度規則方面將有更多共同語言和利益。這在改革國際金融體系、創辦“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進程中有清楚體現。

其二，中印的發展任務遠未完成。也就是說，對這兩個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國而言，未來相當時期仍將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因而在氣候與環境問題領域，以及在貿易體系建設等眾多問題上，都將面臨巨大的挑戰，這需要雙方共同協商和應對。習主席訪印時再次提出雙方要對接發展戰略，這種對接應該是包含了豐富的內涵，既有各自國內改革開放政策的相互契合，也有雙方在目前的國際制度框架下如何尋求共識，以及在這個意義上如何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中印兩國人口已超過25億，因此兩國的發展利益又是和人類整體利益相契合的，兩國在迎接挑戰時如何共同應對將具有標杆意義。

其三，中印增長的上限在哪裡，目前沒有人能准確判斷。莫迪最近訪美發表公開演講時宣稱“21世紀將是印度的世紀”，這種驚人的預測帶有印度的一貫風格。顯然，兩個亞洲大國還將經歷相當長時期的快速增長。國際經濟機構對中國的預測是，將在未來5—8年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印度對自己的預判顯然較國際機構更為樂觀。除去政治因素，應當說印度的潛力是真實的。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果印度取得中國在本世紀初頭十年這樣的增長率，在未來十年達到另一個十萬億美元級別的經濟體，這對世界將產生什麼影響？對中印關系又意味著什麼？目前還無法回答這種高度假設性的問題，但中印發展將推動國際體系朝著全新的方向演變，從中產生的博弈格局一定具有深遠的意義。

由此可以判斷，奧巴馬聲稱的美國要與印度建立更緊密伙伴關系的說法其實也是言不由衷的。美國固然不願看到中國的快速成長威脅到美國的霸主地位，但美國恐怕同樣不願看到印度發展成新的“超級大國”，只是美國出於維持現行國際體系的需要，希望在新興大國之間制造互相制衡的格局。這種策略能否見效，主要可能並不取決於美國怎麼做，而是中印怎麼相處。

中印和平共處的世界意義

2014年6月28日，北京召開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60周年大會，中印緬領導人聚首一堂，共商和平大計。這種場面紀念意義很強，透過其儀式仍可覺察到和平共處在當下具有的特殊意義，而就中印關系過去60余年風雨而言，和平共處的要求特別具有現實意義。

在理念層面上，中印和平共處的核心是“求同存異”精神。周恩來總理60年前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原則，在今天的中印關系中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也是指導今日亞洲國際關系的准則。中印同為迅速發展的大國，如何建立兩個新興大國和平相處的模式，這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仍然有待探索。可以肯定的是，作為近鄰，中印在迅速發展進程中必然有矛盾分歧乃至利益沖突，更不用說雙方還有尚未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因此對中印關系來說，如何和平“存異”是長期課題，兩國決策層為此付出的努力已產生出積極的成果，相信雙方將沿著這個路徑建立起和平相處的新模式。

在政策層面上，中印的實踐表明，將重點放在尋求共同利益上是最符合各自需要的。新世紀以來，中印在經貿、金融、投資、教育、人文等領域的積極進展，不但使兩國的發展戰略取得了互補的成效，也使雙方民眾的互相了解達到了新的階段。盡管現有的發展與兩國的巨量人口與規模相比仍有相當差距，但這種將利益匯合點置於各自政策的重點的做法是有效的，值得堅持。習近平此次訪印發表的中印聯合聲明顯示，雙方有意在軍事安全領域開展更深入的合作，包括在海上行動的合作，以及海空軍的聯合演練等。這足以說明就算是在中印關系最短板的方面，雙方都已經將政策的重點置於尋求利益匯合點上，相信這對雙方建立互信將產生積極影響。

如同世界格局處於改變的前夜，亞洲的國際體系同樣在經歷新的分化組合。力量對比的變化是先聲，而中印的興起正是亞洲力量對比的最重要動因。因此，中印如何相處就必定超出雙邊意義，而具有世界意義。也正因如此，希望中印“持久爭斗”的觀點從來沒有消失過，而且是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斷更新補充。毋庸諱言，印度戰略界也不乏將此視為印度“機遇”的看法，但中印關系的總趨勢終究還是要為兩國根本利益服務的，而兩國沖突則完全不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從這個角度觀察，對中印關系的未來持悲觀的看法是站不住腳的。

（作者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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