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崛起的思考

中國的“和平崛起”是21世紀國際政治領域的一項重大戰略挑戰。中國崛起對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有著深刻影響，未來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取決於歐美能否接納復興的中國。這裡，本人有幾點思考。

中國崛起是21世紀的國際政治現實

這是一個讓歐美難以理解且不願接受的現實，因為中國的崛起有著諸多“居然”：中國居然能把市場經濟活力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融為一體﹔中國居然可以在2025年前后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居然能在西方認為“非正統”的道路上另辟蹊徑，避開西方霸權﹔中國居然能把多元民主、分權制衡、自由選舉等歐美奉為圭臬的原則淡化，推行自己獨特的政治體制﹔中國居然能包容矛盾，在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嚴重、分配不公、腐敗不窮、生態惡化的情況下保持穩定和發展。

歐美習慣站在民主、人權的制高點俯視中國，其結果往往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在歐美看來，多元民主不僅是至上的政治倫理，也是發展進步的前提條件。然而，歐盟、印度、拉美和非洲的負面經驗不僅使這一理念大大喪失了說服力，還從反面証明這一理念在實踐中很難行得通。中國的崛起為歐美認識民主與發展的關系提供了新視角，即不能簡單地認為對民主的態度非黑即白，而應綜合考慮歷史、人類學、發展階段等諸多因素。歐美有必要承認中國特定的歷史和文化因素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政治運作中發揮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夠正確處理在民主、發展等觀念上同中國的分歧。謹慎務實、互相尊重和坦誠對話才是目前居主導地位的歐美和崛起的中國相互接納、開展合作的前提。

中國的崛起打破了歐美在世界經濟中的特權和國際政治中的主導地位，沖淡了歐美成熟社會模式的示范效果。面對中國崛起，歐洲至少應該認識到：由於人口減少，近一輪金融危機又雪上加霜，歐洲可能會遭遇經濟和戰略地位上的相對衰落。盡管歐美社會生活水平很高，但正在經歷嚴峻的危機，財富分配的均衡程度遠不如裡根—撒切爾新自由主義政策[1]之前，經濟精英們遠離公益事業，掙扎在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很難改變現狀。

金融危機也損壞了歐美治理模式的信譽，華盛頓共識的魅力大為遜色。貨幣多中心主義、貿易雙邊主義和美國的治外法權與建立可預測、公平的多邊經濟治理機制的願景格格不入。以市場為導向的全球化正侵蝕著歐美民主的基礎，金融危機來勢洶洶，各國政府疲於應對，政治家們在全球化和超金融化[2]浪潮下無所作為。跨國公司和全球金融市場擾亂了各國的經濟政策、稅收政策、環境政策和勞動力政策。金融危機產生的巨額債務和嚴重失業、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卷土重來的貧困正沖擊著短期主義的政治制度。簡言之，歐美社會模式面臨著生存危機，這與中國的崛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國崛起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

中國一直都在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1911—1949年，中國試圖走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道路。這方面的嘗試被后殖民時代官僚資本壟斷、軍閥混戰和日本侵略所阻撓。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曾效仿前蘇聯的國有企業、計劃經濟和集權統治，但效果不佳。最終，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市場經濟的活力、發揮政府制定和實施長期發展規劃的能力，在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同時，創造了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在這個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無疑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有著領導長遠和深入的改革、造福中國人民的能力，這一點是歐美政治家們不得不承認的。

中國的崛起在於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將市場經濟的創造性和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結合起來。在西方看來，某一個政黨長期把持政權是對民主的否定，而政治權利缺失、經濟自由受到束縛則會扼殺創造力，阻礙技術發展和社會進步。這種偏激論斷完全忽視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歷史和人文背景。為了維護來之不易的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政治穩定，中國絕不能用多元民主取代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不是要實行多元民主，而是要提高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能力、執政能力和政治協商能力，更好地適應民眾的需要，從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主要措施包括：提高各級黨組織的運行效率、嚴格施行問責制、改進黨的作風、打擊腐敗、完善官員干部選任晉升制度等。

在對待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時，歐美面臨一種悖論：一方面，歐美的人權和民主理念崇尚意識形態多元化和自由選舉，因此歐美始終念念不忘推動中國改革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廣泛而深刻的經濟改革會給經濟體系和社會制度帶來深刻的變化，容易滋生嚴重的政治動蕩，而這又需要加強而非削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關於經濟、政治、社會三者關系，有一種認識較為切合實際，即發展和穩定總是相生相伴的，在中國尤其如此。美歐應該關注中國共產黨在改進作風、提高效率、創新黨內民主決策、積極面對批評、廣泛接受公眾建議等方面的種種努力。中國正在力行法治，中國共產黨與民眾之間正形成新的權力平衡，但國家統一和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容動搖。司法獨立仍然是依法治國的核心問題，這方面所取得的進步也不容忽視。從國內政治及國際政治兩個層面來看，低估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是缺乏深入思考的表現。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經濟、社會和生態變革的根本推動力，而這些改革又牽動著世界未來的和平與繁榮。與此同時，中國面臨三大挑戰：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地區差異日益擴大會產生日漸嚴重的離心現象﹔逐漸走強的市場力量會沖擊政府的控制力。應對上述挑戰，需要中國共產黨增強其政治權力。

中國崛起要有國際意識

中國的崛起在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領域已經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漣漪效應。在發展過程中，中國接納了美歐外包的大批制造業。美歐實現了產業調整，但后果是就業壓力增大，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凝聚力受到沖擊。中國的崛起促使發展中國家紛紛改變生產及消費模式，由此出現了群體快速發展，導致對化石能源和礦產資源的需求不斷膨脹，對氣候和環境造成的壓力不斷加大。從第二大經濟體走向第一大經濟體，這意味著中國的國內經濟政策會廣泛影響外部世界——特別是歐美、金磚國家和非洲。中國的所有重大決策都要考慮國際影響，尤其是涉及到能源、環境、技術、金融、就業、通脹等方面的政策。

市場全球化推動了世界經濟一體化，也助推了中國的崛起。隨著影響力的擴大，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應承擔更多責任並發揮領導作用，中國必須參與建立順應經濟發展和地緣政治需求的全球治理機制，同時還要保持相當的戰略克制，否則可能會遭到美歐的遏制，甚至導致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形成對峙陣營。中國應該意識到，真正的安全來自以法治為基礎的多邊體系，而非戰略力量均勢，要建立穩定的多極體系則需要調整現在的多邊主義。因此，中國必須慎重平衡各方利益，更多參與國際合作，推動地區一體化深入發展，緩和與周邊國家及重要伙伴的緊張關系。

中國崛起之路任重道遠

首當其沖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全球自然資源緊張，氣候變化加劇的大背景下，各國紛紛開始發展低碳和循環經濟。2008年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尤其是美歐經濟陷入衰退，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斷減弱。對此，中國共產黨已有應對之策。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創舉相比，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同樣是雄心勃勃、覆蓋面廣、影響深遠的戰略舉措。不同的是，這次改革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且同中國政治制度的加強和國家全面現代化並行，它標志著中國開始新一輪現代化進程以應對國內國際挑戰、實現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新一輪改革的首要任務是經濟的全面調整，實施“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從出口驅動型經濟轉向內需驅動型經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高工資收入在總增加值中的比重，提高居民儲蓄回報，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刺激消費。中國力爭改變在國際分工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大國的地位，培育自己的跨國企業參與全球產業鏈，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中國將利用數十年抑制消費所積累的雄厚財力推進工業生產升級和多樣化﹔適度推進金融改革，改善信貸和私營企業融資環境﹔繼續吸引外商投資，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有計劃地推動人民幣充當國際結算貨幣，提升中國經濟的全球化水平，推進包括服務業在內的雙邊、多邊貿易及投資自由化。通過實施以上發展戰略，中國將實現更加持續、包容和協調的發展，在21世紀中葉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通過自身發展降低崛起的外部壓力。

中國經濟增長正從重視數量轉向重視質量，從不計代價的發展轉向包容性增長。為此，中國將充分利用廣闊且增長迅速的國內市場，擴大經濟規模、推動技術升級、推行品牌戰略。此外，中國還將深化區域一體化和全球化，鞏固對外聯系。毋庸置疑，為了降低在關鍵供應鏈方面過度的對外依賴，保障能源及礦產資源進口的海上通道安全，中國正在致力於提升包括“藍水海軍”在內的軍事戰略能力，以捍衛核心利益。

中國崛起對歐美的啟示

中國和歐美對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社會模式的不同立場是否會阻礙雙方商討建立更加公正有效的多邊經濟治理秩序？各方能否以尊重政治主權為基礎，提高對政府和市場角色的認識，在改善社會環境、打擊腐敗和整頓經濟秩序等方面形成政策共識？

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歐三大經濟體務實合作，有關國家應當共同建立可行的世界經濟秩序，包容各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促進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和財富合理分配，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

金融危機暴露了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監管缺失，致使歐美社會凝聚力受到嚴峻挑戰，這些都應該令歐美反省自己的發展道路。中、美、歐應該審視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運作的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因為這些模式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借鑒的對象。隻有每個國家都可以借鑒而發展結果又能讓地球承載的模式才能算得上好模式。顯然，西方的生產和消費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歐美該如何應對擺在面前的矛盾？是支持中國對己有利又能惠及全世界的經濟改革，還是從言辭上挑戰、從行動上破壞中國的政治制度？歐美有三種選擇：其一是多邊道路，對中國政治制度保留不同意見的同時，在經濟政策上通融和融合﹔其二是利用美國主導的“監管聯盟”，強行進入中國市場，消除非關稅壁壘，限制中國的技術升級戰略﹔其三是暗地裡搞貿易集團對峙，以遏制中國為開端，繼而用美國倡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孤立中國，逼迫中國在東亞地區建立自己的陣營，使全球市場分崩離析。第三種選擇是歐美應該盡可能避免的。中國正在融入世界，美歐等必須為中國在國際“宴會桌”上留出一席之地。歐美若是建立自己的一套排斥中國的經濟秩序，隻會使中國在東亞另起爐灶，最終還可能把金磚國家、非洲和中國捏到一起。

美國必須消除聯邦財政開支的不平衡，實行多邊主義，絕不能尋求孤立遏制中國，否則將犯下重大地緣政治錯誤。歐盟在實施可持續發展、增強社會凝聚力、維護地區穩定方面有很強的政治表率作用。歐盟必須堅持自己的獨特發展道路，加強自身建設，以歐元區為核心，以改進社會治理模式和共同防御為基石，建立更加緊密的政治聯盟，帶領歐洲命運共同體走出陰霾。在增強自身戰略實力的基礎上，歐盟有資格充當中美之間坦誠自主的協調者，避免西方試圖建立陣營遏制中國的行為。歐盟在這幅宏偉藍圖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其歷史責任就是推動世界向多極化演進。

（作者系歐洲馬達裡亞加基金會執行主任）

[1] 新自由主義是指是一種政治與經濟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對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和共和黨，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保守黨常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

[2] 超金融化（Super-Financialization, Complex Finance或Super Finance, Fractal Finance, Financial Evolution）是金融深化引申的一個學術范疇，指金融資本分配的發展嚴重脫離具體勞動分配，“超”即“分岔”，意為金融資本分配的質變。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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