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對新型大國關系的認知差異及中國對美政策

編者按：201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5周年。經過65年的發展，中國不僅擺脫了建國之初積弱積貧、百廢待興的狀態，而且一舉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得到顯著提高。實力日益增強的中國將繼續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全面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針對發達國家，中國強調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如中美“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針對發展中國家，中國強調共同維護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永遠做發展中國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如加強與拉美關系所提出的“1+3+6”合作新框架﹔針對多邊外交，中國則強調支持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發揮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歷史和現實出發，對中國的外交理念和實踐進行分析，意義重大。值此建國65周年，我刊特別邀請相關專家就中國外交進行撰文分析，以饗讀者。

中美應當共同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2012年年初以來，由中國領導人提出、美國領導人做出回應的重大議題，兩國領導人就此達成了如下基本共識：21世紀的中美關系必須避免大國對抗和零和博弈的歷史覆轍，切實走出一條新路。按照中方的說法，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就是“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按照美方的說法，就是要打破“崛起國與守成國必然沖突”的歷史魔咒，建立基於“務實合作和建設性處理分歧”的大國關系新模式。

何謂“新型大國關系”？怎麼界定它的基本內涵？如何落實這一基本共識？由於中美存在不同的國家利益、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雙方對新型大國關系有五個方面的認知差異。

概念與意義分歧

中美同意共同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但是對如何界定這一概念及其內涵的認知存在分歧。中方強調其原則性，認為相互尊重是增加互信、管控分歧、開展合作、共創雙贏、引領未來的基礎﹔而美方強調其功能性，要求解決美方關切的具體問題，認為隻有務實合作，建設性地處理分歧，才能雙贏。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6月8日在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庄園會晤”時，用三句話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做了概括：一是不沖突，不對抗。就是要客觀看待彼此的戰略意圖，堅持做伙伴，不做對手﹔通過對話合作、而非對抗沖突的方式，妥善處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求同存異，包容互鑒，共同進步。三是合作共贏。就是要摒棄零和思維，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對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不斷深化利益交融格局。習近平的概括突出了三個基本原則，一是不用對抗的方式解決矛盾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各自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三是強調以合作促共同發展。

2013年9月20日，外交部長王毅訪美期間在美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表《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演講，闡發了習近平主席關於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內涵。王毅說，不沖突不對抗，是必要前提。做出這一政策宣示，就是要順應全球化潮流，改變對中美關系的負面預期，解決兩國之間的戰略不互信，構建對中美關系前景的正面信心。相互尊重，是基本原則。隻有相互尊重對方人民選擇的制度與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與關切，才能求同存異，進而聚同化異，實現兩國和諧相處。合作共贏，是必由之路。中美隻有始終堅持合作，不斷加強合作，才能實現共贏，而這個共贏，不僅是中美的共贏，還應當是世界各國的共贏。

對於中國領導人關於兩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奧巴馬政府給予了正面回應。對於中方提出的三個基本原則，美國選擇性地做了回應。奧巴馬政府認同不沖突、不對抗原則。例如，奧巴馬本人在給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書面致辭中說，美中可以向世界証明，兩國關系的未來不會重蹈歷史覆轍，兩國可以攜手應對21世紀面臨的嚴峻經濟和安全挑戰，為發展持久信任、長期穩定、充滿希望的美中關系奠定堅實基礎。奧巴馬連任后，時任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尼隆2013年3月11日在紐約亞洲協會發表講話指出，奧巴馬政府不同意中美注定要發生沖突的觀點，認為構建更好的中美關系是有可能的，中美元首都支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目標。

在2013年6月8日中美首腦“庄園會晤”記者會中，奧巴馬表示，美國願意與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中國繼續和平發展符合美國利益。美中合作而不對抗，就更有可能實現各自安全和繁榮的目標，也有助於雙方共同應對許多全球挑戰。9月6日奧巴馬在俄羅斯聖彼得堡“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同習近平會見時表示，美中同意致力於建立基於務實合作、建設性處理分歧的大國關系新模式。美國歡迎中國繼續和平崛起，希望中國能夠在維護亞太乃至世界的穩定、繁榮中扮演負責任的角色。9月19日，美國國務卿克裡同來訪的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會談前共同會見記者時說，中美有必要避免陷入將彼此視為戰略對手的陷阱。

然而美方並沒有正面回應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的原則。對於合作共贏，美方強調要求中方解決美方關切的具體問題。例如，多尼隆在2013年3月11日亞洲協會講話中聚焦中美軍事對話、經濟關系和網絡安全領域三大議題。多尼隆說，隨著中國軍事現代化步伐加快，中國在亞洲不斷擴大的軍事存在可能會增加美中在西太平洋地區發生軍事摩擦或誤判的風險。因此，雙方要深化軍事對話，應對雙邊軍事關系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潛在的競爭。在經濟領域，多尼隆要求中國改變出口型經濟發展模式，共促國際金融穩定，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挑戰。在網絡安全領域，多尼隆強調所謂來自中國的網絡商業竊密問題。多尼隆在中美元首“庄園會晤”后召開的記者會上重申了上述立場，並增加了朝核議題。

2013年11月20日，新任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在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就美國亞洲政策發表演講。在談到中美關系時，賴斯開宗明義地指出，美國願意同中國實施“新型大國關系”，即管理不可避免的競爭，同時在亞洲和其他地區雙方利益趨同的領域深入開展合作，特別是朝核問題、伊核問題、阿富汗穩定、蘇丹沖突等議題。賴斯也希望在法治、人權、宗教自由、民主原則、東海爭端、南海爭端等議題上同中國開展對話。

關於新型大國關系的適用范圍，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將改善和發達國家關系，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也有中國學者曾提出，新型大國關系始於但不限於中美兩國，它包括美、歐、日等傳統大國以及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大國。但是，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中國官方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對象僅指美國，並沒有包括任何其他國家。美方在回應中方提出的這一倡議時，針對性非常強，專指中美關系。美國從來沒有用這個表述來界定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

責任分歧

中美同意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但對於誰應該採取主動、誰是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主要障礙，理解不同。中方學者認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主要障礙在美方，而美方學者則認為中方應承擔更大責任。

中方學者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批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認為美國沒有平等對待中國，對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等核心利益不夠尊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在涉台、涉藏、涉疆、網絡安全等問題上損害中國利益，破壞中國國內穩定。中國卻從來沒有做過有損美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事情。

第二，認為中美戰略互信嚴重缺失主要責任在美國。美國一方面在調整亞太軍事部署，強化同盟體系，推進亞太反導體系，推行海空一體戰，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軍事沖突﹔另一方面支持和縱容日本打破限制、提升行動能力，以制衡日益強大的中國並幫助美國分擔全球霸權成本。這些動向都將導致西太平洋地區軍事沖突風險上升。

第三，認為美國轉嫁國內矛盾，糾纏中國﹔或因第三方因素，遷怒於中國。例如，美國限制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和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是導致對華貿易赤字居高不下的主因。至於美國制造業工人失業，則是由於美國產業轉移和外包所致。再如，在朝鮮半島“天安號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后，美韓在黃海軍演“亮劍”，直接威脅中國安全。

不少美國學者對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可行性持懷疑態度，認為它“概念不清”，或認為中方既然提出了這個命題，就應當多做實事。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提出這個倡議的目的就是向美國施壓，要求美國做出更多讓步。

例如，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說，這種大國關系新模式中，一套包羅萬象的基本原則更符合中國的偏好，而通過在具體議題上的互動來汲取經驗教訓，更符合美國的願望。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認為，中美雙方不能沉溺於“漂亮、空洞的口號”，而要實實在在管理好雙邊關系。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外交與能源事務專家凱特琳•坎貝爾、資深軍事與安全事務專家克雷格•默裡認為，中美新型關系這種“模糊”界定，有利於中國達到如下目的：一是同美方建立溝通管道，提高管控危機的能力﹔二是給美國施壓，要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即支持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國家安全、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三是要求美國停止在中國的專屬經濟區裡開展情報偵察和水溫勘察的行動，減少對台軍售，放鬆2000年美國《國防授權法》限制的對華軍事合作領域。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邁克爾•蔡斯聲稱，中方提出實現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表明，北京要求華盛頓基本按照北京提出的條件來順應北京的利益——很明顯不是通過相互調整來實現。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簡報》編輯彼得•馬蒂斯稱，如果美國接受中國有關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提議，那美國就不得不放棄對台承諾，放棄爭取人權，放寬對華敏感技術出口，調整美日、美韓同盟，停止支持通過聯合國海洋法來解決南海爭端等。他質疑多尼隆2013亞洲協會講話中接受中國提出的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做法是否值得。在他看來，多尼隆向中國承諾過多，是“失策”，像是一個“壞主意”。

側重點分歧

在新型大國關系的具體議題上，中美強調的側重點不同。中方強調的領域是反“台獨”、反對台售武、美軍對中國的抵近偵察，美國在釣魚島、南海島嶼等中國周邊安全問題上的立場，美國維持的亞太軍事同盟是否針對中國，以及藏獨、疆獨、人權等涉及中國內政的問題﹔美方關注的是中國軍力增長、朝鮮、伊朗核、氣候變化、海上通道安全、網絡安全、知識產權、市場准入、服務貿易等領域。

中國軍事現代化，特別是中國軍費快速增長和軍事力量快速提升，是美國政府和軍方多年來一直關注的話題。在2012年1月，美國防部發表了《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美國國防優先任務》的防務戰略指針報告。報告稱：“從長遠來看，中國崛起為地區大國將可能以不同形式影響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像中國、伊朗這樣的國家將繼續追求以非對稱手段對抗我們的力量投送能力。”2013年5月美國防部長辦公室發布的《2013年中國軍力與安全發展態勢》報告指出，“中國在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和戰略決策方面缺乏透明，這也引起了周邊地區對中國意圖的擔憂。在缺乏更大透明度的情況下，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步伐的推進，這些擔憂很可能會增強。”

2014年3月4日美國防部發表的2014版《四年防務評估報告》認為，“亞太地區越來越成為全球商業、政治和安全事務的中心。該地區的國防支出也在繼續上升。隨著地區各國不斷發展軍事和安全能力，由長期存在的領土爭端和對自然資源的聲索引起的風險將增加，最終導致破壞性的競爭或者發生沖突，改變地區和平、穩定、繁榮的發展趨勢。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軍事現代化全面快速發展，同時關於中國軍事能力和意圖，中國領導人卻缺乏相對的透明和公開”。

在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問題上，中方在反對朝鮮擁核的同時，也希望看到朝鮮國內政局保持穩定，而美方關注的首先是朝鮮的核武器和導彈武器問題，其次是朝鮮對韓國的“挑舋”問題，第三是朝鮮內部政治突變引發動亂。一些美國人在等待朝鮮“內爆”，認為隻有朝鮮“改換政權”才能最終解決朝核問題。美方把中方對朝政策是否調整視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試金石”之一。

在“相互尊重”問題上的分歧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兩國間最大的分歧集中在“相互尊重”這個問題上。對於中方關於相互尊重的提議，美未予正面回應，這反映出兩國在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利益取向方面的巨大差異。

在中國的政治與外交話語體系中，“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首要內容﹔國家間隻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平等相待，才能和平共處。

時任國務委員戴秉國2010年12月在《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一文中更明確指出，中國的核心利益有三層含義：一是國體、政體和政治穩定，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三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戴秉國強調，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壞的。

2011年中國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也把“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納入堅定維護的國家核心利益范疇之中。從這個意義上看，中方在對美關系中一貫強調的“相互尊重”原則，首先是要求美方尊重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即共產黨在國內的領導地位及政治秩序，也即主權概念在中國的實施。中美關系中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主要敏感問題，包括台灣、涉藏、涉疆、人權等，都可以聯系到“國體和政體”上去。中國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和政策，也主要是從維護國內政治的長治久安出發的，對美政策尤其如此。

在美方看來，盡管國家之間的相互尊重無可非議，但是“相互尊重”這類表述並不是傳統國際法和西方政治與國際關系話語體系中常用的規范性概念。同時，由於美國在自身的國體、政體、政治穩定、國家統一、領土完整等問題上，都沒有感受到中國的現實威脅，所以在這些方面的“相互尊重”對美國意義不大。如果接受中方“相互尊重”的表述，美國強調的“人權高於主權”、“人道主義干涉”等等，就喪失了“道德高度”，而讓中國單方受益。因此，美方出於各種原因，包括對中方重大關切的不理解、美國國內政治的牽制、意識形態的偏見等，從未公開明確說明對中國政治制度、國內秩序、發展道路的尊重。

反觀美國對“新型大國關系”的界定和期待，都關系到它的全球“領導地位”和它所極力維護的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在談到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時候，美方總是表示，希望中方一是在朝核、伊朗核、反恐等美方視為重大利益的國際安全問題上同美方合作，二是在金融穩定（其中關鍵的是美元的霸權地位）、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問題上照顧美方的關切。

美國人擔心的主要問題，是中國以其正在形成的巨大實力和世界影響，造成對美國地位及其倡導的國際秩序的挑戰。美國把主要關切聚焦到“崛起大國同守成大國避免對抗”（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議題上，原因蓋出於此。

中國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看法，從20世紀90年代的“建立新秩序”，逐漸過渡到當前的“積極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變化，顯示出中國對融入國際社會的決心和信心。事實上，中方已經反復向美方說明了對美國世界地位和現存國際秩序的看法，並通過實際行動建設性地參與了全球治理與新形勢下國際規則的制訂。但是，中國從未明確闡述同美國在國際秩序方面的共同點和分歧是什麼，也不會明確說明“一個繁榮而強大的美國符合中國的利益”。

中美認知差距的背景原因

第一，中國主張多極化，美國欲繼續“領導世界”。中美對於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認知差異，首先源於對世界格局發展趨勢的不同判斷。中國政府認為，世界多極化是國際格局的發展趨勢。當今世界，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朝著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

有的中方學者將世界分成西方與新興市場兩大“集群”，認為目前兩大力量發展進入相持階段，雙方競合博弈呈“集群化”、“高端化”趨勢，博弈格局日漸成形，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以“大西方”聯手應對新興大國崛起。雖然西方國家經濟企穩回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趕超放緩，但“東升西降”趨勢並未扭轉。

美國官方極少使用“多極化”的概念，它強調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美方亦不承認多極化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許多美國學者聲稱，正是因為近代歐洲列強稱雄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前的“多極化”，才使戰爭頻發，國際秩序混亂。美國歷屆政府都強調美國國力並未衰落，21世紀的美國仍將是世界第一強國。

第二，中美對於新興大國（特別是金磚五國）崛起的看法不同。中方主流學者認為，當今新興大國“群體崛起”，西方力量則相對下降。這個判斷中的潛台詞是“新興國家”是一支可以凝聚實力並同西方抗衡的力量，實際上將當今世界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西方世界和新興大國兩大塊。

美國官方承認，新興國家之間在諸多議題上開展合作實屬必然，但新興大國的崛起並不一定意味著國際格局發生了質的變化。“金磚五國”不是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整體，各成員國之間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經濟層面的競爭比較突出，其聯系鬆散，呈分散化。此外，印度、巴西、南非都採用了西方民主制，俄羅斯也處在政治轉型中，因此金磚國家的崛起未必是對中國有利、對美國不利的。

美國看待當今國際格局的視角也是“兩分法”，但它的“兩分法”是“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區別。一個典型的美國觀點是，世界民主化雖然出現挫折，但總趨勢並未逆轉﹔俄羅斯至少在表層的價值觀念上同西方是接近的，且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也有戒心。美國對俄羅斯的政治經濟發展前景並不看好，同中國對俄羅斯重新崛起的期待迥然不同。

第三，中國強調國家主權，反對干涉內政﹔美國強調世界民主化、公民社會的興起、社交網絡對國家權威的挑戰等。

政策思路

就如何應對中美對關於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認知差異，我們提出以下幾條思路：

第一，在中美高層會晤時，中方將“相互尊重”的含義說透，即隻有美國尊重並從主觀上不挑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國內秩序，中國才可能尊重並不挑戰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兩國才可能攜起手來，共同建設並改革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種意義上的“相互尊重”，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目標和原則。即使美方出於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考慮，不願公開宣稱它尊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秩序，也應力圖達成兩國高層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的默契，讓對方放心。這將有利於緩解對彼此戰略意圖的誤判。

需要跟美國領導人清楚闡明的是：當今中國的基本制度和發展道路對美國有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保持了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對國際安全、世界經濟發展和全球治理，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奧巴馬說“中國的成功符合美國的利益”，不應該是簡單的客套話。要讓更多的美國人認識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和社會進步，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且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也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同時，我們也應當清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當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其保障之下的相對穩定和平的國際環境。正因為如此，中國官方從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提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逐漸轉變為今天提倡“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第二，建議通過多種渠道，同美國主要智庫就中美關系的積極因素、障礙、發展方向等問題開展更多的合作研究。目前，中美智庫對於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多項成果。鑒於美方若干機構對於“新型大國關系”的提法存有顧慮和戒心，中方不必刻意堅持要美方使用這一措詞，而是要在合作課題內容中反映共識，化解分歧和疑慮。同時，兩國專家學者在合作研究過程中，有必要爭取俄、日、印、歐盟、東盟等國家和組織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理解，減少他們對中美欲實現“兩大國共治”（G2）的疑慮。

第三，中美雙方在對方關切的問題上進一步澄清立場。雙方在新型大國關系的設想中，都高度關注對方在具體政策中所反映的長遠戰略意圖。因此，有必要在關系到對方的政策措施出台時（甚至出台之前），及時向對方說明自己的意圖﹔同時也要求對方及時澄清己方的關切。這樣才能避免不負責任、不知情的媒體去炒作敏感的政策問題。

例如，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2013年11月20日在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發表演說時強調，美國在亞洲的首要經濟目標是完成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談判﹔TPP確定的規則將成為未來世界貿易協定的標准﹔美國歡迎任何能夠達到TPP協定高標准的國家參加，那也包括中國。但是在其他一些場合，美官員卻聲稱隻有在同日本、澳大利亞和部分東盟國家等結束TPP的有關談判之后，才歡迎中國參加。中方應當要求美方對這種自相矛盾的表態作出澄清。

再如，不久前中國官方提出的“亞洲新安全觀”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贊揚。但是一些美國專家學者表達了他們的疑慮，擔心中國放棄了“歡迎美國在亞太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的提法。中美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競爭無疑是客觀存在。隻有兩國同亞太其他國家共同構建一套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多邊安全機制，才能將新安全觀落到實處，避免戰略競爭釀成嚴重對抗。在這方面，兩國官方的頻繁溝通和戰略智庫的深入探討，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一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第二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師，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后）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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